冯友兰（资料图片） 
北大冯友兰故居（资料图片） 每逢周末或假期，北京大学便向公众开放。燕南园内游人如织，而57号冯友兰故居前，人们总会不自觉放缓脚步：有人凝神沉思，有人轻按相机快门，用镜头定格这份敬仰。当目光越过院门楼，落在院中的那棵苍松上，一个深切的追问也随之油然而生：何以冯友兰？值此冯友兰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哲学巨匠。
一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考入北大哲学门，那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风暴的中心，“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思想浪潮于此奔涌，揭开了中国近代启蒙的序幕。正如冯友兰晚年在回忆中所提及的，这时的北大为他打开了一个学问的“新天地”。 然而，北大的课堂并没有为年轻的冯友兰解开一个疑问，那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度处于落后、挨打局面，最终有人把此归结于中国文化的原因，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导师是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教授。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不经意间，冯友兰站在了世界学术的最前沿。 初到美国的冯友兰看到，纽约高楼林立、人们西装革履、满大街奔跑着汽车，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1920年，来自东方的大人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纽约访问，急于了解东西文化差异的冯友兰设法找到泰戈尔求教。泰戈尔没能给出冯友兰满意的答案。在三年后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冯友兰选取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差异不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差异。这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差别最清醒的认识。 从此，冯友兰用西学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和改造中国文化，“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开始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辉煌人生。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哲学传统、塑造了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正处于存亡绝学之际。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华北门户顿开，中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 这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即将完成。他在自序中说：“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 冯友兰此时的心情并非单一的“悲痛”，而是“悲怆中有坚守”。 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回忆，一迈进冯友兰的住所，迎面便可见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条幅。这四句名言出自宋代哲学家张载，历来是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冯友兰将其称为“横渠四句”，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中国的哲学思想，历来浸润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份意识并非空泛的忧虑，而是植根于家国兴衰。而冯友兰的哲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起伏同频共振。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南渡路上，冯友兰因中华民族正面临存亡考验，内心始终被深切的忧虑所笼罩。他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我们所困处的衡山，在历史上，曾是怀让磨砖做镜子的地方，朱熹也曾在那里住过。我们与南宋时代被外来敌人追逐南迁的民众，经历着同样苦难的命运。 正是“暂住衡湘”这段岁月，成为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的起点，开篇之作《新理学》便在此间动笔。 “新理学”之名，并非凭空而来。冯友兰的这一哲学建构，其实是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让古老的理学思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活力。 1938年4月，冯友兰被聘任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白天上课、处理学校事务，晚上在昏黄的菜油灯下修改《新理学》。他从哲学的高度来阐发中国这次抗战的意义，把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考虑，试图为中华民族脱困寻找出路。 当时，很多人对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持怀疑态度，而冯友兰对民族命运前途乐观旷达。他在1938年一次学校集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战争不在于一城一地一时的得失，而在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较量。他坚信中国的文化是战胜敌人的最大法宝，中国最后一定能打败日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成为救亡图存的关键。冯友兰相继写成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 《新理学》的诞生，是冯友兰对民族危机的哲学回应。他提出“理在事先”，认为共相（普遍原理）是事物存在的根基，而抗战的胜利需以民族精神的“理”为根基。书中“贞元之际”的隐喻，既是对《周易》中“元亨利贞”循环的借用，亦暗含“旧邦新命”的复兴期待。正如他后来所言：“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冯友兰始终以“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将学术与民族命运熔铸一体。《新事论》直接表达冯友兰的现实关怀，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不必抛弃，但需要“换一种说法”“换一种用法”，这种思路，正是后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早期理论雏形。 更重要的是，这部书的思考超越了时代局限，冯友兰提出“文化类型不关乎优劣，关乎社会发展阶段”“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而是转化”等观点，至今仍对我们理解“文化自信与现代化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启示。 《新原人》将人生划出了“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重境界。冯友兰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成就或他人的评价，而在于内心“觉解”的深度，觉解得越深刻，境界就越高，人生便越有意义。这一理论不仅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贡献，更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灯塔”，为每一个寻求心灵安顿的人提供了方向。 《贞元六书》这套哲学体系问世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三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是公认的“大手笔”。联大诸多重要电文的拟定与关键文件的起草，皆非他莫属。 冯友兰始终坚信，大学的第一要义是“兼容并包”。大学培养的是能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器”。西南联大时期能培养出众多“两弹一星”专家，正是这种教育理念实施的结果。 冯友兰后来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自豪地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正是“不唯上、只唯真”，维护大学教育独立的“谔谔之士”。 1946年，联大北返前夕，冯友兰撰写纪念碑文，以文明史观消解了“全盘西化”的思想迷雾。他更以“千秋耻，终当雪”的呐喊，将抗战胜利升华为文明复兴的序章。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远渡重洋，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英文讲稿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是超级畅销书《中国哲学简史》。这部被誉为“用英语写就的中国哲学圣经”的著作，以跨越文明的视野，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中架起理解的桥梁。 如果说中国人因为严复而知道西学，那么外国人是因为冯友兰而知道中国哲学。冯友兰为中西文化互通互融作出的卓越贡献，至今无人超越。 新中国成立前夕，冯友兰谢绝美国多所院校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和十万普通百姓见证了改天换地这一时刻。
四
当三松堂平静下来时，冯友兰已经80多岁了，终于可以静心开始他的收官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新编的第一册自序中写道：“《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冯友兰自拟了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人道中庸”挂在书房，他曾通俗地解释说：上联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下联是要达到的精神境界。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叙事，到八十年代“道中庸”的日常关怀，两副对联，从乱世中的文化救亡，到暮年的智慧传承，冯友兰用联语刻下的，正是他一生精神旅程的最好见证。 由于视力不济，《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大部分是由冯友兰口授完成的。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时间，他几乎一上午不喝水。书的最后两章是在轮椅上完成的。 1990年12月4日，冯友兰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临终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2019年12月4日，为缅怀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冯友兰故居落成揭牌仪式。在大师云集的北大校园，这是第一个挂牌的名人故居，而这里也成为每一位燕南园游客的打卡地。 何以冯友兰？是他为华夏文脉续接薪火；是他以“旧邦新命”的理念，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启示；是他让古老的哲学走出象牙塔，为无数人构筑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何以冯友兰？答案或许不在书页的文字间，而在现代人践行其哲学思想的每一个日常里。③9（作者系央视纪录片《先生 冯友兰》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