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龙
四十岁，已进入中年。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不管是不疑惑，还是不动心，都是提前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一种涵养功夫。可以想见，孔孟在说这话的时候自豪而得意的神情。孔孟是古之圣贤，我们一般人恐怕一到中年，压力和脾气反而更大，整日惶惶然，疑惑反而更多。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更需要心灵的大宁静。如何做到“四十不动心”？在这方面，孟子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之间有深入的对话。原来同样是“不动心”，出发点却不相同。
北宫黝，著名的勇士，他常常盯着对方刺来的剑，眼都不眨，也不退缩，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勇敢。但他不能受一点点儿委屈，受一点点儿委屈就好像被人鞭挞于大庭广众之下。他不管对方是普通百姓还是贵族、君王，如果对方骂他、羞辱他，他必定用剑还击。
孟施舍，著名的勇将，即使敌人兵多将广，占尽先机，他明知开战会失败也要毫不畏惧地冲上去。他甚至根本就不考虑敌我的实力如何，胜负结果如何。
趋利避害、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所以，面临死亡的威胁，名利的引诱，人自然会动心，这也是人之常情。北宫黝、孟施舍临危不惧，的确是练出了不动心的功夫，虽然勇气可嘉，但还不是大勇。
曾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夫子讲过大勇：遇到争端，先反躬自问，如果正义不在我，我连吓唬对方一下都不会去做；如果正义在我，即使对方有千万人的势力，我也会毫不畏惧地上前与之斗争。”北宫黝、孟施舍是逞匹夫之勇，不问正义是非，孔夫子讲的大勇，前提必须是正义在我。北宫黝、孟施舍勇于去死，是死于“勇”的荣誉；大勇之人也会勇于去死，却是死于正义。
细细辨析就会发现，北宫黝、孟施舍的不动心，主要是从意志上克服自己的畏惧。感情上谁都怕死，但不怕死的感情可以靠磨炼意志来克服，最终形成无所畏惧的刚强气质。但这样的磨炼仅仅是克服了自己的畏惧，并没有克服自己的私欲。俗话说，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杀人越货多是亡命徒所为。而孔夫子说的大勇，虽然也要从意志上来培养勇气，但正如孟子所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意思是还必须从天生的正义感出发来培养。
什么是天生的正义感？就是孟子说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这个“思”有自觉反思的意思。在孟子看来，这个“四端”，是天生的良知良能，但需要在各种生活境遇中有意识地提醒它、扩充它。而北宫黝、孟施舍恰恰缺乏的是一颗自我反思的意识，他们的“四端”恐怕早被私欲淹没了。他们想的只是“我”的面子，“我”的是非，而没有从社会整体的大义去想。
那么，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呢？
告子说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意思是：假如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如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孟子评论道：“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意气，还说得过去；如果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思想，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对孟子来说，人的思想极其重要，思想是感情的统帅，培养好思想就能控制好感情。告子也知道控制不当的感情，但仍是偏于意志方面的控制感情。举例来说，一个人烟瘾犯了，可以用意志（坚决不抽）来克制烟瘾，但意志（坚决不抽）却需要思想的支撑（抽烟有害健康）才能坚持下去。
也就是说，思想方面的培养，是培养意志、控制感情的核心。这就是孟子说的“志壹则动气”（思想坚定是意志坚定的前提）。反之，如果不注意控制不当的感情，感情的冲动则会影响思想的坚定。放纵烟瘾必然会导致意志的薄弱，而意志的薄弱又必然影响思想的培养。这就是孟子说的“气壹则动志”。
怎样培养思想呢？针对告子的话，孟子提出了“知言”和“养气”的方法。知言，就是偏颇的话知道它的偏颇所在，放荡的话知道它的放荡所在，邪僻的话知道它的邪僻所在，隐瞒的话知道它的隐瞒所在。因为言为心声，对方的话必须放在心里用自己的正义感衡量一番。时时反思，时时清醒，这属于理智为主的培养方法。如果一个人正义感十足却没有知言识人的智慧，恐怕他会陷入看不破猜不透的各种骗局、迷局当中。如果这样，他还能保持不动心吗？
“养气”，如前所说，就是在为人处世上慢慢扩充人人本有的“四端”，扩充到极致，就可以养成“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充塞天地。这属于情感为主的培养方法，虽然也需要理智的反省，但这种气表现在外则是一种以道义为基础的情感力量。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就是这种浩然之气的绝佳说明。
可以说，同样是不动心，北宫黝、孟施舍仅是用意志力达到了勇敢无畏；告子虽也求之于心，但也主要是求之于意志力，何况他认为“义”在外不在内（只是外在的社会规范而不是内心的自然需求）；孟子则从根本入手，用“知言”“养气”的方法，一切“求心”，求义理（即正确的思想）的纯熟，义理纯熟的同时，自然能意志坚定，智慧增长，正义感强烈。这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格魅力，岂是简单的意志坚定可以概括？
更有甚者，有人误以为“不动心”就是不动感情，于是学成冷漠寡情的“机械人”。汉晋之交的玄学大家何晏就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另一玄学大家王弼不同意，认为圣人和一般人都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圣人）应物而不累于物，钟情而不溺于情”（《周易注》）。王弼的说法看起来高明，其实仍是“冷漠寡情”的翻版。对孔孟来说，首先要培养的是义理的正确，而不是感情的控制。孔孟同样用感情，不过是出于义理的正确，该喜则喜，该怒则怒，和北宫黝、孟施舍用感情出于“小我”之私和偏见之知完全不同。孔孟当然不会为物欲所累，不会沉溺于感情，根本原因不是王弼所认为的孔孟能体会到“无”的玄妙，而是体会到了义理的天然存在。③6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北朝玄学研究”2021BZX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