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磊
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召开党的六大以总结过往经验，寻求今后的革命方向和革命道路。因为国内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党的六大只能在境外的苏联莫斯科召开。为此，需要接送六大党代表安全过境参会。于是，一众牢记初心、信仰坚定、无惧牺牲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部署下，围绕如何接送党代表从满洲里顺利过境抵达莫斯科参加会议，与各方敌人巧妙周旋并展开斗智斗勇的殊死搏斗，最终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红色任务”。 刁仁庆的长篇小说《红色任务》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的故事描述。 仁庆用红色作为打磨该部长篇小说的底色，展现鲜艳红旗镰刀斧头所铸造的信仰力量，以激情重塑革命先驱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书写党的地下工作者可歌可泣的勇毅和智慧，从这个侧面入手，创作了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传奇史诗。把一个不易驾驭的红色题材写得如此风生水起、高潮跌宕，令人信服和感佩，这是仁庆小说创作功力的展现，也是他多年经验积淀的结果。他的不俗和独到的文本创造，更体现他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选取素材、审时度势、辨别事件和人性，用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公平正义的内心追求及文学不可替代的感召力来昭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从人物塑造和故事推演中阐释党的为民初心和矢志不渝，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感动人、影响人而引起读者的共情共鸣。同时，《红色任务》也填补了我省反映隐蔽战线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空白。 其实对于小说，不论叙事是碎片化或迷宫或线性或块状结构，也不说你的语言多么瑰丽或陌生化，更遑论隐含或明示的思想观念多么超前，都离不开故事，故事始终是小说的“核心”和“命门”所在，它与人物、语言共同构成小说最为重要的元素。一直以来，仁庆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故事的可读性很强，从流金岁月四部曲就可以看出他是编织故事、设置情节、塑造人物的高手，而《红色任务》更是在他丰富的想象中呈现出紧凑的结构、严密的故事和清晰的脉络，显示着仁庆创造文字的才情。《红色任务》从主人公胡春江在上海铲除叛徒内奸切入故事开端，继而他到哈尔滨中转接受红色任务后，在满洲里警察局用公开职业隐蔽真实身份潜伏下来，而后展开具体工作并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故事的叙事张弛有度、徐疾相间，保持了描述应有的节制，适时而间或的一些与身份、性格相称的对话、感慨等，更显现仁庆写作风格的沉稳大气和他立足高远的创作思想，呈现出他对小说技法的娴熟运用和把控，藉此也形成了他的专属于这一文本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有机统一，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仁庆也找到并开启适宜于这一题材的话语方式——即在艺术逻辑的递进中葆有一种命题深远、布局巧妙、谍战激烈、语言机警的态势。 历史本就丰富多彩而且具有纵深感，对历史的时代阐释，常常可以洞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指向。所以，当我们在重塑那段历史时更应尊重和敬畏，在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时一定要有现实的观照性、有新发现和新见解，特别是关乎民族精神的淬火铸造过程，更应成为我们守护的核心，并且要以文化审视的严肃态度去揭示它的本质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此，仁庆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做到了这点。他在《红色任务》中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观照那个风雨如磐的真实世界，描摹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人民为祖国求解放而不避斧钺、不畏艰难，不仅把共产党人的代表胡春江等人物塑造得各具特色、真实可信，更是把共产党人追求真理、舍身忘己、一心为民、不怕牺牲的故事讲得一波三折、生动感人。特别是文本对中华民族在国运突变中，人被逼到极端情况下的观念、意识、情感和思维等方面深刻变化的着力描绘，既体现作者对历史进程中人性终极意义的文化开掘力度，又对现实坚定理想信念和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感觉该书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知识性强，还有立体的画面感。同时，我以为仁庆的每个推动故事进展的情节与场景、人的心理活动与景色及人物即时对话与身份的文化内涵显露等都很匹配，恰如其分、相得益彰、可圈可点，符合生活伦理和思维逻辑。而且众多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比如“人生就像烙饼，得翻够了回合才能成熟”等都简洁明了。特别是他收放自如的写作节奏与读者阅读期待的高度契合，使读者不由自主、心甘情愿被“带节奏”的愉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创作的智慧、写作的技巧保证了该文本的深度感染力和较强的可读性。 相信《红色任务》不仅传递红色基因，它的社会影响也必将更加坚定我们的理想和信仰，启迪我们不忘初心，永葆红色使命代代相传。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