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逸
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
——别林斯基
蜡叶
人生际遇中的缘是说不清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命运女神将我带到了玉带素练的白河岸畔。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在一个郁郁浓荫的夏日，我放下行李，抖落风尘，落脚诸葛卧龙先生躬耕地，迅速了解、适应、融入人生轨迹的转型。
我心中的秘密是急切地想寻觅我的哲学导师的踪迹——冯友兰故居。
时令已是中秋。我的同事李强同志做我的向导，由李强请出了周同宾先生，与我做伴。驱车离市区，赶唐河，赴祁仪，七问八问，七拐八拐，终于到了祁仪镇。在当地镇政府负责文化工作的一位同志的引导下，终于找到了冯氏故居。呈现在我们三位眼前的是政府大院，但是已经物非人亦非，白云黄鹤。据那位同志讲，冯氏故居就在现在的政府院子现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拆除。但见在大院一角有一间房，内中是冯友兰故居的微缩景观。在景观前，我们只能凭想象放大、复原冯氏故居。
此情此景，令先生扼腕顿足，仰天长叹。他怒不可遏，金刚怒目：“这是犯罪！”
从此间房转身出来，镇政府的同志指着远处三棵蓬松的树告诉我们，这一簇树是当年冯友兰先生亲手种植的，如今已历百年风雨。
那是一簇蜡梅树，不算茂盛，不算茁壮，也不算挺拔，但是绿叶聚荫，显示着它生命的延续和顽强。树旁立有一块金属牌子，上载这簇树从栽种到成长到延续的历史。
我们三位以目示意，一字散开，向这簇蜡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拜谒的时间很短，我们即折身回返。当我们走出约三丈之地，我又下意识地折回到蜡梅的绿荫下，恭谨地折下了尚带几片叶子的一枝瘦瘦的蜡梅枝，将它带回我的住处。
树，有灵魂；叶，有语言，尤其是历经百年沧桑的梅科植物。
回城后，我将蜡梅叶恭恭敬敬地夹入一本珍贵的旧杂志《文学评论》之中。良久，杂志吸干了蜡梅的汁液，蜡叶渐变黄变脆。我让李强将我保存的蜡梅枝其中的一枚蜡叶交给先生，记得我还用钢笔在叶上写了几个字，大概是“蜡叶冯魂”，是否准确，我已记忆模糊。
回城后，先生率先将此次拜谒活动写了一篇随笔，原题目我已忘记。先生先将手稿给我看，我看后，将题目改为《一片蜡梅叶》。先生定稿采纳了我的意见。文章充分体现了先生的侠骨柔肠，恻隐之心。
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先生而今也已归道山，携冯先生之魂西行，对此，至今我未着一字，抱愧，抱愧！
悲热
周同宾先生一生钟情于散文创作，他几乎不写诗，不写小说，不写戏剧。他的几百篇散文，都是写人写事，都是白菜萝卜、芹菜莴笋的百姓菜。要将这些百姓菜端上满汉全席，全凭大厨的厨艺，逮情逮趣，及义及理，哲思妙悟，一般的小厨“巧妇难为无米炊”。而先生笔下的白菜萝卜能在当代艺苑、当代文坛立起来，这就是周同宾的能耐、周同宾的手艺。在由王蒙、王元化主编的“百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检阅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煌煌业绩的百卷《丛书》的散文卷中，周同宾孕育的《祭幺婶文》等两篇赫然入列，他的《一个人的编年史》《饥饿中的事情》《土地梦》《雨中伏牛山》也已是散文史的名文。他的散文体裁并不广，但是，豪笔凝注的是文明的形态、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是对文明与文化的深层思考，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对历史农耕文明和世界近代工商文明的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
在社会的巨变之中，中国的农民就像大海里的泡沫，被海浪冲到海滩上。他们挤于旮旮旯旯的各个角落，像一颗颗普普通通无名无主的贝壳和沙砾，沉寂在沙滩上。周同宾笔锋所向，目光所注，亲情所系，倾心所悲，就是这旮旮旯旯的群体的命运。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头顶一顶破草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破布袋子，内中装着纸和笔，车把上还带着一个破水壶，偶尔也带着一个助手，到乡下去采风。他的身份是宛城区政府一乡镇的科技副乡长。一天一天一天，一寸一寸一寸，他在用双脚丈量这块穷土地，他在与这些穷哥儿们、穷姐儿们、大嫂、婶婶、叔叔、大伯倾心交流。乡亲们有眼泪，有叹息，有欢乐，周同宾与他们同悲辛，同欢乐，一呼一吸，感应着这块土地的凉热，感应着这个角落父老乡亲的悲欢。他为99个农民所立的“世家”“列传”，而今，已是当代文学试验田里的标本，化作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半页纸
秀才人情半页纸。我在丹江口服务期间，工作之余，也约几位文友喝茶聊天。周先生是我的茶客之一。虽然他不擅交际，不擅应酬，但是对于我的约请从不缺席。
我是后学晚辈，是个半拉子文人，对文学并不十分忠诚，对文学鉴赏和评论的兴趣高于文学写作。几十年来，我不知淘汰了多少份国内外学术杂志，但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路走来，还是保留下了《文学评论》这份杂志。它是官办的最高的社科机构的主管刊物和主办刊物，学林中人都知道该刊的地位和含金量。在宛地我曾自掏腰包订了一式三份该刊，一份自留，其中一份是特意为周先生“量身定做”的，另一份是给一位青年作家“量身定做”的。至于是不是“量身”难说，但是“定做”是无疑的。我把我的价值观和心绪强迫给了这一老一少。
多年前，先生在世时，我曾为其立言：《周同宾：与草木同悲 与大地同热》。拙文发表前，我曾登门拜访先生。在我评述先生散文美学风格形成的源流之中，曾列出了中国现当代的几位散文名家。先生看完我的文章后，对此并不认同，倒是重点提到了孙犁和史铁生。我先是惊异，继而颔首。
一日，我在恩师陈早春先生家里，看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关于对孙犁个案研究的最新学术著作《孙犁研究十四章》，作者是滕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颇为惊喜。不久，我自费买了两本，精装豪华版，洋洋近百万言。我将其中一本赠给了远方的周先生。当我打开此书，在阅读的时候，我不是把它作一般的学术著作去读的，也不是将孙犁作为一位我所尊敬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前辈作家去读的，我总想到，在此著的背后，有一双迷蒙的、温暖的、不在场的眼睛注目着我，我总感到周同宾或与我在一条板凳上，或与我在一张床头上，在同我伴读。一盏红烛，两杯热茶，三炷香，一卷经书，半钩明月……
孤独的守望者
周同宾先生是文学园中一位姗姗来迟的布衣君子。
先生以散文名世。他不是文论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很难见到他有关于文化理论、文艺理论和散文理论的大块儿文章，但是这并不说明他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文艺理论体系、美学体系。
先生是公认的文学家。但我认为，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史学家、思想家。他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主要还是以史家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创作题材，主要是农村题材，他的大部分心血是倾注在农耕文明与现代化的问题上，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事业上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史学上的成就呈现的。他没有构建完整宏大的思想体系，他的文化观、史学观、哲学观散落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春秋笔法中。
他的一生穿越了相继的两个世纪，是新时期以来，剧烈的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化、后现代化过渡转型的历史转折，他是二十世纪中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原农村文化、中国农耕文明蜕变进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传承发展征程的观察者、思考者、记录者。他的极稀的文论自述，主要留在了《答<散文世界>记者问》和《答评论家孙晓磊问》两篇文章和几个散文集子的序跋体、书信体、日记体文论，以及为他人写的序言，还有万年春在其生前为其整理的“回忆录”之中。关于这一点，与他年龄相若、地域相近的同时代文友在对他的讽谏和评论、回忆文章中有真切的观察。在孙荪、王遂河、王俊义、周若愚的回忆文章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林林总总的数百篇散文是他的编年史，是他的生命史，也是一个当代东方人的文化记忆史。他的成就印证了他的理论，他的思想理论既在他的文字内，又在他的文字外。
孙犁是周同宾认同、服膺的散文家，31年前的1992年，周同宾写下了《读孙犁》一文，在文中他这样说：
“他的散文艺术，愈老愈精，愈老愈辣，愈老愈美，愈老愈显出活力、张力及对人心灵的震撼力。
曾一再琢磨，孙犁的散文何以愈老愈好？
正重读他的《无为集》，我不期读出一个‘实’字，实际的实，实在的实，真实的实。书中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杂文、书简、读书记，全是实话实说，即使那些话不合时宜，犯忌讳，得罪人，也照说不误。因为实，才说出了真知灼见，才饱含真挚的感情，充满真切的性情，能使读者得到文字以外的种种启悟。”
2010年，周同宾在《答<散文世界>记者问》一文的最后，又反复说：
“我最欣赏的还是孙犁。他陆续出版的从《晚华集》到《曲终集》的十本书，我都通读、翻阅多次。虽然书中皆为短章，几乎没写大事件，却巍然耸起一座散文的高峰。单那洗练简洁而又意蕴丰沛的语言，平庸的我辈怕是再活一生也学不到家。”
这是周同宾述他，也是周同宾自谦自述。周（氏）与孙（氏）互为他者，互为镜子，互为印证，互相映衬。
每一个过去时代的文学，总有它的一座高峰、顶峰。后人在回望逝去的光阴时，总以他的高度去衡度他对历史和未来的贡献度，以此给那段时光作一个标注。而高度是以经典做砝码的。它不是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也不是精品。经典的出世，它的判官是时间，是隔代读者。永恒的时间长河是以世纪为单位，或百年，或千年，或万年，万世不竭。
周同宾的生命化作了彩虹，他的作品化作了晚霞。历史和时间将最终检验他的思想和作品是不是一座高峰，是不是经典，是不是永恒。
《新唐书·杜审言传》中载：杜审言（约645-708）病重时，朋友宋之问、武平一等去看望他，问他近况如何？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而今，周同宾已化作漠漠广宇的星宿。我环顾海右，心中一片苍茫。一千三百年前，杜甫祖父的雅训倏然跳入我的笔端：“但恨不见替人。”
山千复水万重，一枕丹江两端梦。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行走在这红尘中，先生已是古人。
此时，北国恰值大雪纷飞，南国已孕红豆萌发。
先生的坟头冒出了嫩嫩的几星小黄花……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