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兵
南阳“四圣”是南阳古代圣人先贤中四朵奇异的花，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其中范蠡、张衡、张仲景是南阳本土圣人无可争议，范蠡是商业典范，张衡是科学巨匠，张仲景是医学大家，唯有“智圣”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有些不同说法，但大量史料记载和地理书籍考证都足以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
其他“三圣”都有传记和大量历史记载，唯有“医圣”张仲景“阙如”，何也？
他官至州府，做过长沙太守，凭借其流传后世的《伤寒杂病论》等医学典籍，在民间广为流传，留名中医祖庭，冠以“医圣”之名，得以名垂青史。然而，如此光耀历史之人物，却未见《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记载，只在民间传说或后人野史笔记中有所提及。而与之同时代的名医华佗、董丰却在《三国志·方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留有大段记载。董丰的“杏林春暖”，使“杏林”也逐渐成为中医药行业的代名词。
堂堂东汉三大名医，其中二人都有史书传记，唯有官至太守的仲景先生没有，何也？张仲景到底存不存在？倘若存在，又为何不见于正史呢？
著名散文大家周同宾先生学富五车，博览群书，他生前曾专程到长沙走访，也只见到后人为张仲景敬立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碑”，只在后人编纂的《长沙市志》中看到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年长沙瘟疫流行，太守张仲景医术，坐公堂为庶民义诊，活人甚众。”民间传说则是流传大街小巷，随便问一个成年人，都如数家珍，仿佛张仲景就是家人，就在眼前，是敬重的亲人也是崇拜的圣人，周同宾先生为此大为困惑。
据《长沙市志》记载，张仲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时，仍为长沙太守。这一年，恰好是曹刘争夺荆州之际。曹操败北后，刘备略定江南四郡，长沙郡也划归刘备集团掌控。蜀汉221年建国，263年灭亡。仲景219年病逝，应是在刘备集团管辖中，那样，即便张仲景能见于史书，也应该在“三国志”的《蜀书》中，而不会在《魏书》中。然而，关于蜀国官员的史料，却极度匮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如此一来，蜀国朝廷官员的史料，难免会“缺斤少两”。像张仲景这样的地方官员，晚年又辞官隐居乡间，专心著述，不被蜀汉、曹魏两国史家记载，也就正常了。
一个人未见于史书记载，并不代表他不存在。正如《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难道屈原便不存在了吗？屈原之文，仲景之医，哪怕不见于史书，仍有后人铭记于心。话虽如此，华佗入史书，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何华佗入得，张仲景便入不得？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然（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作为功成名就的神医，华佗为何会经常感到后悔？盖因当时社会对医者颇有偏见，以至于医者地位普遍不高，远不如士族。华佗被陈寿编入“方技”，与看相、算卦、解梦的“神人”并列，便可见一斑。
华佗虽然名声在外，却依旧向往仕途之路。他从一开始给县吏、府吏等地方小官看病，逐渐变为督邮、将军乃至郡守、太守这样的地方大员，最后得以通天，以一介白丁村医的身份接触到了魏主曹操。可惜伴“君”如伴虎，曹操头痛，华佗要为他“开颅”以救治。那个时代科技不发达，远没有达到华佗的经验，华佗因“操作不当”，触怒疑心很重的曹操，最终下狱而死。正如曹操所言：“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华佗意在挟医求官，殊不知，这恰好撞在了曹操的“枪口”上。可见，华佗之死的背后，一是曹操的多疑，也有几分政治原因。不仅如此，华佗常年游走于官宦之家，名声鼎盛，被载于史册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观张仲景，主要活动范围尚在长沙及荆州南部一带，游走在百姓大众之中，最后隐居著述，结交的汉末名人，不过王粲、何颙二人而已，没有身在朝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未能显名于世。陈寿作史，本就惜字如金，张仲景在政治上仅是一个乱世的太守，况“大堂行医”的行为，也被当时士大夫所不齿，甚至讥讽嘲弄，不被载入正史倒完全可以理解。
《三国志》《后汉书》未载仲景事迹，但他的医学成就却常见于魏晋隋唐时期的典籍中。最早提及张仲景的，当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王氏在编著其中的《伤寒论》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仲景活跃在建安年间，王叔和亦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年），两人相距不过数十年，可见叔和之语应当颇为可信。同时代另一位医学名家皇甫谧，也对张仲景推崇备至。他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加之皇甫谧为史家出身，本就掌握不少典籍，所知仲景人与事迹绝非是捕风捉影。王叔和与皇甫谧所处的时代，距离汉末三国时代不过几十年，他们在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张仲景，并将其视为不逊于华佗的一代名医。
可见，张仲景不是虚幻的，更不是传说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民众解除病痛顽疾的良医大德之人。
那么，这位出生于南阳的医道先贤，生平理想到底怎样呢？
张机，字仲景(150年-219年)，东汉时期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也称“张长沙”。张仲景在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古人的处世哲学有一个以小见大的规律，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古人也把预防治疗身体的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于是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么一种情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比如张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欢行医救人，就曾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
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不仅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而且天灾瘟疫盛行，许多人要么是饿死，要么是病死，张仲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生出一种使命感与悬壶济世的热忱。
建安初年后的10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伤寒类疾病占七成，《伤寒杂病论》序中，张仲景自序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闲暇时就为百姓看病。但在封建年代，碍于官场礼俗，政府官员是不能随便进出民宅接近百姓的。但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人们医病，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医术。于是张仲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不理政事，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到大堂上来，他则端坐在堂上，为百姓诊治。
后人因为崇敬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便仿效他，把在中药店行医的中医称为“坐堂医生”，“坐堂医”也便由此而来。把中药店多称为“堂”，如同仁堂、同济堂等。
张仲景在坐堂行医的时候，接触了不同的患者，也见识了各种疑难杂症。在为病人医治的过程中，张仲景不但医术更为精湛，也结合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更为科学、系统的养生经验。比如“祛寒娇耳汤”就是寒冬“祛寒防冻”的经典养生汤，后演变为“饺子”“扁食”，成了今天的美食。
为把自己的医术和从医经验传于后世，仲景辞官隐居，历时五年，于公元210年，写成了流传千古的中医名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医德。
何为圣？张仲景称不称得上“圣人”呢？
古人所推崇的圣人，标准还是很高的，“圣人”并非什么人都能当得，仅仅有拔尖的专业、卓越的贡献还不够，更要有一颗仁者厚德之心，厚德载物，心系苍生。
在东汉末年乱世，张仲景舍弃功名，历经万千磨难，写就《伤寒杂病论》《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等，被后人称为“活人书”，拯救无数百姓性命，甚至可以说拯救了中华医学文明。尤其是他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中华奇书。这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理论主宰。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在医学上的贡献，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汉代以后，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影响很大。中医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
他被称为“医圣”，实至名归，万世敬仰！
药香泽后世，医圣播天下。今天，南阳要打造世界中医药高地和中医药产业发展典范，让我们的“国粹”中医药发扬光大，实是战略高远，是仲景“医者仁心”的弘扬和体现。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