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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6月，朱自清在《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合刊“向导专号”发表了《中国文学系概况》。该文向有志报考清华中文系的青年介绍该系概况。朱自清强调了中文系在创造新文学方面的使命。
那时清华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校长是梅贻琦，清华汇集了一时之选—鸿儒硕学、一代俊彦，风云际会，星光灿烂。“七七”事变后，清华根据政府安排，实行战时南迁，朱自清也随时代的洪流从北平辗转到昆明。作为系领导的朱自清，以他文学创作的实绩，践行着中文系的使命，赓续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又以文学研究的扎实的作风与成就开拓和引导着中文系的方向和道路。他埋首于古典文学。国家之难，家庭变故。1929年11月26日，32岁的原配妻子武钟谦抛下了三子三女，撒手人寰，别他而去。多年后，朱自清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给亡人的至情至性的一封悼亡信：《给亡妇》。
朱自清穷困潦倒，生活的窘状无以复述。人们看到在昆明和重庆的街道上，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他披着一件赶马车人披的毡披风，俨然是位孤舟蓑笠翁。为了筹集由昆明到成都的盘缠，他当掉了家中一个砚台、一幅字帖、一张床等值钱的东西，仰天长叹，奈何？奈何？莫可名状。国舛家难并没有挫伤朱自清的斗志，士当弘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作为讲坛上、书宅里的学者，朱自清的学问日进，日积月累，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作品集。
1946年，在昆明街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应声倒下，这枪声将朱自清从书宅之中牵引出来了。他毅然参加了在成都的李公朴、闻一多的公祭大会。面对这凄厉的枪声，当时好多社会名流都躲起来了，但是朱自清走向了舞台的中央，发表了演讲。闻一多遗著的编辑出版，朱自清是积极的组织者、主持者、参与者。他为《全集》写了序言。该文分析了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三个人生时期，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三者合一的人格。他以史家的眼光评价了闻一多的学术地位和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和价值、历史的推力，朱自清本人也由此实现了由学者到民主战士的遽变。
朱自清在复校后的清华忙碌着，他的精神是舒畅的。他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学校评议委员会委员。他与师生一起扭秧歌。他牵头并积极组织教授在“停止内战、呼吁和平”的宣言上签字。1948年6月，他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郑重签了名。临终他还告诫家人不要领取政府配给的美国救济粮。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评价朱自清行为的意义：“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前几年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二楼的玻璃柜里面，我亲眼看到了在朱自清逝世后，社会各界名流在治丧委员会布置的一领素绢上的签字。我在这领素绢前沉默良久。后人在回望朱自清走过的半个世纪的背影时，似乎对他的大大的问号也找到了部分答案。他人生仅半百，学问、事业、思想仅在跋涉的中途。
在他逝世的当时，各界名流都发表了纪念感言，茅盾在《悼佩弦先生》一文中说：“在新文艺运动中，朱先生的贡献不在冲锋陷阵，而是潜研韬略，埋头练兵。他的著作不多，但我深信这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新文艺史上卓然自有其地位”。
冯雪峰连写两篇文章，也意犹未尽。
历史到这里，也许这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朱自清的晚年，匆匆登场，匆匆谢幕。
四
冯雪峰从重庆辗转到了上海。1948年，淮海大战即将落下帷幕，病中的长子冯夏熊曾为历史留下了父亲的目光和一幅剪影：“有一次我睡醒过来，却遇着了喜悦的目光，他弯着身子看着我，他的脸几乎挨着了我的脸，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快解放了！’他的眼泪却大颗大颗地落到了我的脸上。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泪。我想起了在清醒时曾听他说过的淮海大战，我还觉得了流进我嘴里的他的眼泪的苦涩味道”。
这是一位鲁迅的学生和战友，真正读懂了鲁迅灵魂和历史脉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是被胡乔木感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个半”理论家而占其一的人。冯雪峰留在了上海，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作为鲁迅的战友和学生，鲁迅的精神上的知己，冯雪峰和鲁迅共同编辑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8种），共同发起成立了“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他笔录了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历史文献，他和鲁迅秘密编辑、著文、发行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年4月20日他们两家在上海合影留念纪念这次事件。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述的柔石从狱中托人转来的那封信，收信人就是冯雪峰。1936年4月冯雪峰回上海后，为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与鲁迅、胡风共同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后期的几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因鲁迅在重病中，冯雪峰受鲁迅嘱托，代为起草并经鲁迅修改定稿的鲁迅生命晚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冯雪峰于是年的8月27日写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以期从理论上总结和探讨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是冯雪峰的理论贡献。该文后面他特地补写了《附记》。刘少奇（署名“莫文华”）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中，对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后来作为该社掌门人的鲁迅学专家和出版家的晚辈陈早春，在1984年写的《在鲁迅的旗帜下》一文中指出：
“……雪峰那些建立在对鲁迅创作道路、创作成就总结基础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们无暇在此缕述分明，其中也许难免瑕瑜互见，但他作为第一个提供打开宝库钥匙的人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一点上，雪峰倒是很像俄国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通过对普希金的分析，为现代俄国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他对果戈理的分析，阐明了俄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时代。他为俄国读者塑造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光辉形象，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俄国文学史的撰写奠定了美学基础。雪峰也是这样。他通过对鲁迅的分析，为我国新文学找到了源头，为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和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美学基础，也为我国广大读者塑造了鲁迅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当然有赖大家的雕琢，但其基本轮廓却是雪峰勾勒出来的。”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死于肺癌，时年73岁。
五
鲁迅生前有一大夙愿，他希望写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为此他做了长时期的积累。从他的老师章太炎到瞿秋白、冯雪峰这四代人。鲁迅、朱自清、冯雪峰大致可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鲁迅、朱自清，一代是冯雪峰。
鲁迅、朱自清、冯雪峰他们的忌辰有着时代标识的意义。1936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前夜，1948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夜，1976年是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两代人的精神志向、目标是共同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他们的“望中”。鲁迅与朱自清是民主人士，冯雪峰是中共党员，三人又有着复杂的师生关系：鲁迅与冯雪峰是师生与战友，朱自清与冯雪峰是师生，鲁迅与朱自清可以说是广义的师生。思想家、热忱的社会改革者，是三者的共同定位。
冯雪峰在纪念朱自清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一文中，他立足的角度既是师生关系，又不拘泥于师生关系。他“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他是将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化链条上的一个类来剖析的。全文通篇没有提“鲁迅”二字，但是我读之再三，处处感觉到有鲁迅的形象、鲁迅的道路、鲁迅的精神立在前面，将有形的、在场的“朱自清”与无形的、缺席的“鲁迅”作对比，同时又将“朱自清”与“冯雪峰”作对比。在冯雪峰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三个“类”的异同，也看到了社会和历史的跌宕、曲折、复杂和演进。
站在1948年的角度，45岁的冯雪峰，这时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鲁迅研究的通人，他已经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构建起了他的大历史观，开拓出了他的开放性的历史视野。他在用“这个”“鲁迅”“朱自清”“冯雪峰”之代际“符号”论证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今年是冯雪峰诞辰120周年，朱自清诞辰 125周年，两个甲子年。暂且不说四代人，仅仅观照两代人，自鲁迅诞辰以来142年的足迹，就给历史和未来呈现了无限丰富的哲学意蕴，这需要后来者不断在新的时代语境和阐释框架下对新文学的前辈们不断进行本体学意义上的再诠释、再出发，不断激发阐释力，从他们的凝视、批判和“母性的爱”“鲁迅的爱”中，发掘他们的张力空间和未来趋向。
但是，历史的步伐并不轻松，后来人可以有部分的文化自觉、部分的文化自信，但是一切答案都在路上，需要由代代人去接力。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