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献
周同宾老师逝世已两周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总不时萦绕在我的心头，点点滴滴记忆，使我的怀念更酸楚、无奈。与周老师在世时的接触机会，特别是在玄妙观共度的时光，那盏昏黄的灯光已变成我人生的指引，永远照亮我前进的路。
认识周老师是1971年，那时，我也算下乡知识青年，没有学上、没有书读。失落彷徨中的我，偶尔看到了一本南阳县《革命文艺》，虽然只是刊印的薄薄小册子，但在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试着写了几句顺口溜投递上去，没想竟得到回复，并通知我去县里开会。在会上经文化馆馆长介绍，才知道周同宾是县文化馆业余作者辅导员，我惶恐地叫了一声“周老师”！记得当时一起参会的有刁仁庆、兰建堂、李克定、史宗瑞、赵德玺等多人。会上，周老师讲了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并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嘱我们：生在农村，要熟悉农村，知道农民，知道农民的酸、甜、苦、辣，知道农民的希望，把这些写出来就是好文章。可惜当时并不领会周老师的意思，直到多年后才明白。学员们交流了写作经验、心得，对于我这个初学者只有静听的份儿。三天会收获太多太多。
从那以后，我就黏上了周老师。
那个年代，没有书读，一是没有钱买书，二是有钱也买不来书。我找他，他为我办了借书证，还是个集体证，一次可借10本书。但那时县图书馆开放的文学书，屈指可数。
也许是我渴求知识的精神感动了他，一次开完业余作者年会，周老师特意把我叫了去说：“我私人也有些书，但一般不借，因借而丢书的回数太多，但对你开放。”我在欣喜之余，特别感谢他，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从周老师那儿借书一直持续6年多，借了多少本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还时，他都要问我读书心得，并且叮嘱我要把心得写下来，日积月累，便会写文章了。可惜的是我未遵师训，读书粗读得多，细读得少，写心得体会更少，以至于至今还写不好文章。
1978年，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进修转了正，再后来出了教育系统，调到了南阳县政府办公室。在我教学的10来年里，虽然不再向周老师借书，但只要到县里去，总要去看他，仿佛不见周老师，不和他说说话儿，就会觉得少了什么。有一次去看他，是他从南阳县文教局副局长的职位上才下来，我知道他心里苦。记得他说过，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间，他只发表过10篇文章。我想不明白周老师这样德才兼备的好人，为什么会被撤职，吞吞吐吐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他。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淡然地笑了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爱好文学的人，被下放到了农村，后来竟成了著名作家，谈创作经验时说：下放农村，如同被鹰叼在空中的鳖掉进了深水潭，才有了专心潜水的机会，才在农村的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才逐渐写出了为人喜欢的文章。周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我过去信一句话，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啥事都较真，现在看有些事无非是戏，不必认真。”自那以后，周老师的文章逐渐成井喷式问世。也许，他如果一直官场顺利，可能写不出这么多好文章，像《皇天后土》中99个农民说人生的采访，他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因此我庆幸这次磨难，让他选定了文学之路，并最终攀上了艺术的巅峰，为中国散文增添了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
我任教期间，为了学生，几乎放弃了写作。在宛城区政府办公室及区地方史志办任职，把文章写成了公文、领导讲话、志书、年鉴。我后悔，应抽出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
最初和我一起的刁仁庆、兰建堂、李克定、赵德玺等，都成了作家，有的甚至成了著作等身名家。而我却只干与工作有关的事儿。尤其是在宛城区政府及区史志办工作20多年，有10多年和文联共处一院，总见周老师推一辆掉漆、没铃又浑身都响的自行车，一成不变在车把上挂一个黑不溜秋的翻盖提包上下班。见面总要站着说几句话。有好几回加班，深夜走出办公室，习惯性朝周老师办公室看，见有灯光，便过去推门，他总在伏案写作。有一段时间，我见他愈发清瘦，还不断咳嗽，就问他，他说:“大病不犯，小病不断。常熬夜看书写字、吸烟。”我劝他戒烟，他说难改。要说这期间请教他学写点正经文章，不是近水楼台吗？可惜，竟白白错过了。
听人说：立德立言人都是文曲星下凡，我以为周老师就是立高德又立善言的人，他就是天上的文曲星，逝世后又重归天，每当夜晚眼望星空，我认定：正东方那颗明亮的星星，一定是我的老师周同宾先生！它和玄妙观里那盏灯一样，亘古不灭，交相辉映，永远温暖着夜行人！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