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梦娟
一座城市以何种样貌烙印在世人心中，由其意象的组合方式决定，各类意象交织凝练，最终构筑起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完整的城市形象是由多元意象融合而成的，而标志物作为其中极具辨识度的一环，更是城市文化的典型载体。
红山，是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既是城市空间里清晰的地理坐标，也是岁月更迭中积淀着厚重文化底蕴的文化符号。它纵横于时间与空间的脉络之间，成为乌鲁木齐城市意象的典范，是人们追寻这座城市文化根脉的重要溯源原址。
虎头峰上，人文初启
从地理眺望到文化沉淀，红山在历史发展中完成了从自然山林到文化场域的人文转向。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了红山红碧崖壁雄峙姿态。它的出现，不同于天山、瀚海等展现新疆地理壮阔的自然地理意象，它承载着人文情志，连缀出文化红山这一意象。
清代文人国梁在《轮台八景》中，以诗绘景，以序释名，不仅为乌鲁木齐八处胜迹留下诗意画面，还率先载录红山形态，向世人勾勒其独特风貌。
红山是天山博格达峰支脉，与雅玛里克山隔河对峙，山体红碧相间，故名红山，又因形似虎形盘踞，得名虎头峰。蒋业晋《石桃歌有序》亦佐证其色彩之奇：“红山麓石块形似桃，高约五尺，围乃备之，石色青红不定。行人过此每瞻色之浅深，或云可占四境气候也”。红山的神秘底蕴，由人而生，向上追溯，可见其文化之发端。
清朝乾隆年间，朝廷在此设“卡伦”，并将红山定为望祭博格达峰的圣地。乾隆三十三年遣戍乌鲁木齐的纪晓岚，以一百六十余首诗记录乌鲁木齐风貌，其《典制十首·其三》：“烟岚遥对翠芙蓉，鄂博犹存旧日踪。缥缈灵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头峰。”寥寥数语，道尽从厄鲁特旧俗到清代官祭的历史传承。
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朝廷先后颁发《告祭博克达鄂拉文》《岁祭博克达鄂拉文》，将博格达峰列为国家祀典。每年清明前后，新疆巡抚至红山举行望祭大典。同期，山顶玉皇庙、山脚寺庙群、九级青砖镇龙塔相继落成，催生红山“每岁四月十五日，居民商户车马云屯，杂技百工，靡不聚集”的盛景。
至此，红山超越自然山林，成为承载礼制信仰、凝聚人心祈愿的文化空间，带着敬畏，载着期盼，文化红山正式登场。它融入了城市公共记忆，玉皇庙、红山塔让这座山从天然景观，变为兼具祈福、祭祀、游赏功能的人文胜地。国梁在《虎峰水树》中以“心醉山水间，不袭醉翁容”作结，道尽时人登临之乐。彼时的红山是登高远眺、寄情风物之山，人们仰望它的雄奇，传颂它的传说，以登临确认对城市的归属，其以地标的强势存在，划定城市坐标，锚定空间定点，成为乌鲁木齐最易识别与记忆的视觉符号。
文人笔下，山为坐标
红山带着时代赋予的历史记忆，巍然矗立在乌鲁木齐的城市脉络深处。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城堡》载乌鲁木齐建城史云：“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三十一年，创筑于红山之侧，名迪化城……三十七年，去迪化城西八里筑一城，赐名巩宁，驻满营官兵，迪化城则以绿营兵驻之。”迪化城与巩宁城，构筑起乌鲁木齐最初的城市形制，两城夹河而立，红山雄踞于乌鲁木齐河畔，见证着城市的肇建与往来。清代谪居、宦游乌鲁木齐的文人墨客，纷纷以笔墨定格红山的地理坐标与人文意蕴，让红山成为具有文化内蕴的代言乌鲁木齐的经典诗歌意象。嘉庆十一年遣戍乌鲁木齐的颜检，在《赴迪化城二首·其一》中以“残冬冰咽红山渡”定格城市记忆，又在《出城望红山二首·其一》中写下“城东门前路，迤逦望红山”的景致；乾隆六十年六月任事新疆的福庆咏叹：“红山冈下巩宁城”；嘉庆二十年遣戍乌鲁木齐的史善长作《到乌鲁木齐》：“突兀虎头山，赤壁晴霞起”；嘉庆八年遣戍乌鲁木齐的成林与颜检同游红山后，赋《与颜岱云同游红山》，留下“无心问风景”“到此说红山”的会心之语，皆以红山为地理意象，镌刻印记。
以地理意象入边塞诗，是古典诗歌的传统表达，以标志性地标总括一方风物，更是文学与地理的深度交融。诸如唐代文化语境中以唐轮台指代西域，清代以红山指称乌鲁木齐的文化表现。道光十八年遣戍乌鲁木齐的黄濬，以乌鲁木齐红山为记录新疆见闻的笔记命名为《红山碎叶》；道光年间在新疆任职的萨迎阿在《乌鲁木齐》中写道：“关外封疆称第一，红山红庙锡名嘉”，更在“红山句”下自注：“关内外称乌鲁木齐曰红山曰红庙，以山寺墙红得名。”红山作为乌鲁木齐地标，在文化影响以及文人实践中，凝练出以其代指乌鲁木齐的风尚。红山于乌鲁木齐之意义，可见一斑。如此，文人借红山确定坐标、铺陈风貌、还原语境的诗歌表达，在呈现乌鲁木齐城市形态的同时，也实现了红山文化符号的地标确认。
地理坐标是红山文化符号的物质空间基础，而发生于红山的人文交往、情感共鸣与文化记忆，则将其推向城市文化坐标的高度与厚度。事实上，清代文人笔下的红山，不仅是城市定位的地理意象，其中更承载着文人栖居乌鲁木齐、寄怀边城的文化记忆。
红山不再仅是拜望之地，而是世人日常所居之处。国梁《过红山嘴》、蒋业晋《登红山二首》、邱德生《红山晚眺》等，皆是经行游览的感怀之作，其间记录下清代文人彼时与红山的记忆，定格文人的边城印记。
嘉庆十二年，晋昌路经乌鲁木齐时写下《答颜岱云即用遇晓亭壁间韵》，以酬答旧友、抒发离情，诗中“雪岭一方天外月，红山终古塔边台”句，再度以红山完成地理定位。句中雪岭遥指博格达峰，古塔边台则指向红山，一远一近，将天山、城市、红山收束于一联之间。
更有颜检《与成漪园中丞游红山》、蒋业晋《红山寺同人消暑分得消字二律》，将自己与友人共同的红山记忆，以诗歌定格；颜检《重阳有感四首·其一》，将自己的缕缕愁绪托付红山；徐世佐每每心怀感慨，独坐红山寺，作《红山寺西园独坐》《红山寺漫吟》以抒怀。彼时颜检、黄濬、徐世佐等文人久居乌鲁木齐，常登红山寄情言志，红山既是他们经历的见证，亦是文人交往、同游相会的场所。故而他们诗章中的红山，不同于单纯以红山标识行路渡口、城垣定位的意象融入，更寄托着、赋予着诗人投射其间的人生际遇、家国情怀与人文情思。红山也因此成为从地理定点走向情感坐标，连通城市风貌与人文印记的文化符号。
红山经由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士人，不约而同以笔墨书写红山、以心灵托付红山，红山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山林地标，而是承载城市集体记忆，凝聚城市文化认同的文化坐标。
成林笔下“到此说红山”，是一个人的感怀，更是一代人的缩影。它道尽了在清代红山已经是往来文士、文人墨客，共同经历、共同感受的精神印记与城市象征。更预见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昔日乌鲁木齐河早已化作河滩快速路，车水马龙，而红山依然矗立，林则徐雕像伫立山上，守望着城市变迁。
红山，从“年年只拜虎头峰”的祈愿祈福，到“红山冈下巩宁城”的城池肇建，再到“到此说红山”的文化共鸣，完成了由自然胜景向精神栖居的人文蜕变。它以跨越时空的文化韧性，把自然禀赋、历史积淀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让城市意象从视觉组合升华为文化符号的形态，深深嵌入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成为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原点与情感基石。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