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新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核心文化标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文脉赓续、舆论传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托。立足民族复兴与世界变局交织的时代背景，深挖经典文化符号内涵、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昆仑文化根植华夏5000多年文明，涵盖哲学思想、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历程，是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价值的中华文明标识。以昆仑文化标识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从传统人文象征到红色精神载体的演进脉络，阐释其精神内核与实践形态，挖掘其在生态发展、民族认同、文化自信、文明互鉴中的多元价值，探索中华文明标识的传播宣介路径，对于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昆仑：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
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拥有其独特的标识。这些标识凝结着集体记忆、哲学观念与价值追求，如同文明的基因，贯穿历史长河，塑造民族精神，并在不同的时代被不断唤醒、阐释与再造。在中华文明浩瀚的符号宇宙中，“昆仑”便是这样一座贯通天人之际、连接古今东西、绵延5000多年、生生不息而又多元一体的精神坐标。
它起源于先民“观象授时”的生存实践，成形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升华于早期国家的政治建构，并最终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疆域整合的历史洪流中，演变为一个超越地理指称的文化与政治象征。从《山海经》中“帝之下都”的神圣描绘，到《史记》《汉书》中“河出昆仑”的地理追溯；从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奇，到汉武帝将于阗南山钦定为昆仑并设西域都护府的国家建制；从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戍边，到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后的山川祭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阔诗篇；再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百万军民屯垦戍边的红色史诗——“昆仑”的意象始终与中华文明的肇启、统一、发展与复兴历程紧密交织。
更为深刻的是，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征程中，“昆仑”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罗布泊马兰基地惊天动地的核爆巨响，铸就了中华民族挺直脊梁的昆仑风骨；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如巨龙盘绕世界屋脊，筑路官兵用生命谱写的昆仑精神，成为新中国的时代传奇；青藏高原上戍边将士“缺氧不缺精神”的坚守，让昆仑之魂在雪域之巅熠熠生辉。这些当代实践，使古老的昆仑文化完成了从传统象征到现代精神标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昆仑文化核心功能在于“通天”，是“天人关系”这一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的特性表达。在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昆仑文化正以其深邃的历史逻辑、独特的文化品格及其与当代精神需求的高度契合，激起日益广泛的共鸣。这种共鸣不仅源于其对“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彰显，更在于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连贯的历史叙事，为文化自信提供了传承载体，为文明互鉴赋予了文化桥梁，为时代奋斗树立了精神标杆。
昆仑文化的核心内涵：从宇宙认知到国家象征的演进谱系
昆仑文化并非静态概念，而是历史的动态发展与层次丰富的文化体系。其演进清晰展现了中华文明如何将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升华为哲学观念，再转化为礼制符号，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建构与疆域管理的历史逻辑。
哲学奠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成。昆仑文化的哲学根基，深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关系”思想。其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农耕必需的“观象授时”实践。通过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长期观测，先民逐步掌握了“圜道”（循环往复）这一宇宙根本法则。这一认知是革命性的：它将“变动不测”的自然之天，转化为蕴含恒定秩序、可被理解和效仿的“天道”。《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礼记》强调“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标志着“天”被赋予了仁爱、公正、生生不息的道德属性。“天道”成为“人道”的终极楷模，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秩序源于宇宙秩序的哲学基础。昆仑，作为“天形”（出自《集韵》）与“圜浑”（出自《康熙字典》）的象征，成为这一宇宙观的具象化载体。
功能核心：“通天”实践及其政治化。“通天”是昆仑文化最核心的功能指向与实践形态。在文明起源阶段，不同地域的先民创造了各具特色的“通天”方式。距今约9000年的小南山遗址，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玉器，因其“天形”“天色”特质，成为跨文化的核心“通天礼器”。距今约8000年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场，包含被称为“通天神庙”的建筑基址和众多祭祀坑。出土的白陶祭器上，戳印有“天梯”图样、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精美图案。这些纹饰系统表达了“天圆地方”“敬天法祖”的宇宙观，生动再现了先民庄重的祭天场景，呈现出明确而成熟的昆仑文化形态。尤为重要的是，高庙遗址的獠牙神面纹被学界公认为后世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肖家屋脊文化龙形纹样乃至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源头。这表明，昆仑文化的核心视觉符号在约8000年前已初具规模。其后，红山文化筑坛于山梁，良渚文化以玉琮贯通天地，各地普遍存在以高山为“天梯”的崇拜。距今约5000年左右，随着早期国家出现，“绝地天通”（出自《尚书·吕刑》）隐喻着沟通天人的权力集中归属于国家。“昆仑”从一个普遍的文化功能符号，升华为代表“天下”唯一王权与神权的至高“神山”象征，并与“天下之中”的政治地理观念结合，服务于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
形态拓展：“一体多样”与地理观念的动态西移。昆仑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整合力，其最显著的外在表现是地理指涉（“地望”）伴随国家疆域与文明视野的拓展而不断西移，形成“一体多样”的文化格局与“大昆仑”区域观念。
神话先声：周穆王西巡昆仑。《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传奇叙事。这一记载虽有神话色彩，却具有深远的文化政治意义：它将昆仑定位于西部遥远之地，将中原王朝与西部族群（西王母部落）的物质与文化交融置于一个神圣的“昆仑”框架之下，体现了早期“天下”观念向西的拓展。
政治定鼎：汉武帝定昆仑于于阗与经营西域。这是昆仑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鼎盛，经营西域、控制丝绸之路成为核心战略。《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汉使探寻河源与昆仑成为时代命题。基于对西域地理的认知、于阗盛产美玉（“昆山之玉”）的物质关联，以及更深层的经营西域政治文化考量，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正式将于阗（今和田）南山确定为昆仑。此举的深远意义在于：第一，文化整合与主权宣示。通过将国家级的文化圣山“移植”至西域，从文化心理上将其纳入“天下”体系，为实施行政管理提供了深层的合法性依据。第二，战略赋义。将昆仑定位于西域，赋予了汉朝经略西域、控制东西方交流通道以神圣性与历史必然性。第三，治理实践的开端。随后，汉朝在西域设“使者校尉”（公元前108年），进而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为首任都护，“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央政府开始对西域进行系统治理。为巩固治理，汉朝在西域开展军屯，士卒“且耕且守”，于轮台、渠犁、伊循等地兴办屯田，解决驻军武备与管理后勤，确立了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基本国策。屯田不仅是经济措施，更是将中原农耕技术、社会组织形式与国家权力嵌入边疆的文化政治实践。
制度强化：乾隆帝平定西域后的山川祭祀。清代乾隆时期，历经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叛乱，中央政府重新稳固了对新疆的统治。乾隆帝深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智慧，在推行政治军事管理的同时，格外重视文化认同的构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将西域重要山川纳入国家祀典体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克复喀什噶尔，统一天山南北。随后，乾隆帝下令对包括“西域山川”在内的西北名山大川进行祭祀，并撰文立碑，昭告天下。此举并非简单的山川崇拜，而是延续并强化了自汉武帝以来将西域山川（尤其是与昆仑相关的山系）纳入中华文明神圣地理叙事的传统。它以国家最高礼仪的形式，宣告西域在文化上与中原一体，在疆域上不可分割，是“大昆仑”区域观念在政治实践上的又一次庄严确认与制度固化。
历史回响：左宗棠收复新疆与近代整合。晚清时期，新疆面临严重边疆危机。左宗棠力主“塞防”，抬棺西征，于1878年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在其军事与治理实践中，“昆仑”作为精神象征再次凸显。左宗棠的诗文与奏章中，常以“昆仑”代指新疆乃至整个西部边疆，彰显其地理之重与文化之根。他大力推行屯田，实行“兵农合一”之策，并推动新疆建省（1884年），实施与内地一体化的行政制度。新疆建省，使“大昆仑”区域从文化观念、军事藩篱彻底转化为国家正式行政区域，完成了地理、政治与文化认同在近代语境下的整合。左宗棠的实践，是昆仑文化中“守土有责”“天下一家”精神在民族危局中的迸发。
从周穆王西巡昆仑的文化交流，到汉武帝的政治定锚与治理开创，再到乾隆帝的礼制强化，乃至左宗棠的现实捍卫，“昆仑”地望的西移与“大昆仑”观念的形成，绝非被动的地理认知更新，而是一部主动的、以文化符号推进政治整合、疆域拓展与民族融合的宏大史诗。它清晰地表明：中华文明的共同体空间，是在漫长历史中通过不断的文化建构、政治实践与共同开拓而得以形成和巩固的。
昆仑文化的红色传承：从屯垦戍边到“两弹一星”的时代丰碑
昆仑文化的生命力和整合力，在现当代中国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升华，注入鲜明的红色基因，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紧密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解放军进军西北与新中国屯垦戍边的伟大创举。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和平解放新疆。1954年10月，面对巩固国防、发展经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历史重任，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戈壁荒滩上开垦出片片绿洲，建成一个个现代化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兵团实行党政军企合一体制，肩负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这不仅是汉代以来军屯制度的社会主义继承与发展，更是昆仑文化中“自强不息”“守土尽责”“天下为公”精神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与创造性转化。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不仅是生产者、建设者，更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兵团成为“昆仑”红色基因的鲜活载体，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
罗布泊马兰基地与“两弹一星”的现代“昆仑”象征。如果说古代的昆仑是中华先民沟通天人的精神圣山，那么20世纪中叶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建立的马兰基地及其创造的“两弹一星”伟业，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时空矗立起的又一座“昆仑”——一座用智慧、血汗乃至生命铸就的科技丰碑与精神高峰。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新疆罗布泊这片广袤的戈壁，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被选为核试验基地。1958年，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解放军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这片“死亡之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马兰基地的创业者们，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昆仑薪火”。“天人合一”的极限挑战： 在近乎生命禁区的地域，他们以科学精神顺应自然、改造环境，建立了生活区和实验设施，体现了人定胜天与尊重自然规律的统一。“通天”志向的科技实现：核武器与卫星是现代科技的“通天塔”，是保卫国家和平、攀登科技高峰的象征。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潜心钻研，实现了中华民族“可上九天揽月”的千年梦想。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如同古代戍边将士守护疆土，马兰人守护的是新中国的国运与尊严。许多工作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奉献，是“昆仑”所象征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精神的最纯粹体现。自力更生、协同攻坚的集体伟力：“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强大组织优势。
马兰基地与“两弹一星”工程，赋予“昆仑”全新的文化内涵。从“神圣自然山”到“国家力量山”，从“沟通天人”到“捍卫和平”，红色基因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的土壤，是红色文化与昆仑文化融合生成的当代精神典范。这座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现代“昆仑”，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大国根基，更以其蕴含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天路铸魂：青藏公路网络建设与高原戍边将士诠释的昆仑文化精神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另一曲昆仑文化精神的壮歌在和平建设时期激昂奏响。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等“天路”的修建，以及一代代高原戍边将士的坚守，将古老的昆仑意象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奉献紧密联结，谱写了感天动地的时代篇章。
“天路”工程：用生命铺就的现代“昆仑道”。一是青藏公路与川藏公路（康藏公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西南边疆、促进西藏发展，毛泽东同志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1万筑路大军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克服了高寒缺氧、雪崩泥石流、地质复杂等极端困难。青藏公路（1954年通车）跨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川藏公路（1954年通车）穿越横断山脉，其艰苦卓绝在世界公路史上罕见。超过3000名英烈长眠于筑路沿线。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人牺牲。这条公路被誉为“西藏的生命线”，也是民族团结之路、文明交流之路。二是新藏公路： 连接新疆和西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筑路和养路官兵在“生命禁区”挑战极限，保障着国防与边疆建设的血脉畅通。这些“天路”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于，一是新时代的“愚公移山”：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改造自然的传统精神在现代的延续。二是“通天”之路的现实写照：它既实现了物理空间的连通，更促进了疆内疆外各民族之间的心灵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纽带。奉献精神的丰碑：筑路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与古代开拓西域、戍守边关的将士情怀一脉相承，是昆仑文化精神中忠诚、坚韧、奉献特质的集中体现。
精神高地：用坚守铸就的当代“昆仑峰”。在喀喇昆仑、青藏高原的千里边防线上，一代代解放军官兵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的誓言。他们面对的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高寒、缺氧、强紫外线、漫长的冬季封山期。但他们铸就的是比昆仑山更高耸的精神高地。“天文点”与“神仙湾”的坚守：这是两处海拔接近5400米的哨所，二者之间的公路被官兵们称为“天神公路”，值守于“生命禁区”的官兵们犹如“天神”，忠诚地捍卫国家。“高原火箭兵”与战略铁拳： 驻扎在高原的火箭军部队，在艰苦条件下保持高昂战备状态，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定盘星”。“缺氧不缺精神”的普遍信念：这已成为高原官兵的口头禅和行动准则。他们身上体现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正是昆仑文化精神在国防战线上的生动诠释。高原将士的坚守，守护的不仅是国土，更是国家的尊严与人民的安宁。他们的故事，让“昆仑”从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变成了可感可敬、有血有肉的当代英雄群像，极大地丰富了昆仑文化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情感温度。
昆仑文化的当代共鸣：多维价值的现代回响
昆仑文化在当代引起广泛共鸣，根植于其四大特性与时代精神需求的高度契合。
生态维度：“天人合一”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全球生态危机呼唤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昆仑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马兰基地科学工作者尊重规律、高原筑路者敬畏自然又改造险阻的实践内在相通。它提示现代化进程必须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认同维度：“从满天星斗到一体多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从古代西域都护府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汉代军屯到“两弹一星”的全国大协作，从丝绸之路到青藏公路网络，昆仑文化的演进史与当代实践共同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形成的，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共同奋斗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它为“五个认同”提供了深沉的历史底蕴和鲜活的现实案例。
精神维度：“文化的广谱表达”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鲜活载体。昆仑文化从古代礼制、民俗，到现代的兵团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覆盖多领域的“精神谱系”。这个谱系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交融创新的。它为全体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辨识文化身份、汲取奋斗力量的丰富资源。
文明维度：“无私与包容”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文化桥梁。古代昆仑文化的包容性见证了丝路文明交流。当代中国在拥有“两弹一星”后，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深刻体现了“止戈为武”的和平智慧。中国在高原边疆的建设与发展，旨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繁荣。这种和平、发展、合作的现代实践，正是昆仑文化“和合万邦”理念的当代彰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文化逻辑。
昆仑永峙：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未来的文明灯塔
纵观万载，昆仑文化从星象观测中萌芽，在中华礼乐中定型，于大国疆域拓展中升华，在民族危亡之际彰显，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中，实现了从传统精神标识到现代国家精神象征的伟大飞跃。
周穆王的昆仑西巡，汉武帝的政治定鼎与西域治理，历代屯田者的默默耕耘，乾隆帝的天下整合，左宗棠的悲壮收复，构成了昆仑文化厚重的历史基底。新中国成立后，兵团人将戈壁变绿洲的奇迹，马兰基地那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青藏高原上“天路”的蜿蜒与戍边将士如磐石的坚守，则是昆仑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喷薄与绽放。这些跨越时空的实践，共同铸就了“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完整谱系：它既是沟通天人的哲学象征，也是开拓疆域的历史记忆；既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纽带，更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自力更生、忠诚报国的时代丰碑。古老的“天人合一”智慧，在今天指引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一体”的叙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深沉的文脉支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科技高地上攻坚克难，在生命禁区里开凿通途，在茫茫太空追寻梦想；“和合包容”“天下为公”的理念，则是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色。
推动昆仑文化标识在当代的传播与宣介，是一项立足中华文明根脉、回应时代重大关切、面向未来文明发展的战略性工程。我们要通过系统的研究阐释、活态的传承保护、创新的转化发展、广泛的教育传播和深入的文明对话，让这座永恒的精神灯塔，不仅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也以其蕴含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智慧，为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一种超越冲突、通向和谐的未来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