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打开新时代治国理政智慧宝库的“金钥匙”。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正确政绩观置于“两个结合”的视野下审视，既有助于揭示其理论渊源与文化根脉，也能为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提供深层学理支撑。
正确政绩观与“两个结合”深度融合
正确政绩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原创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立场、价值取向与实践原则三个维度，为正确政绩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从根本立场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鲜明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即政绩只能为人民而树，离开了人民的评判，任何所谓的“政绩”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从价值取向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鲜明政治品格，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决定了党员干部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必须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始终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从实践原则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决定了政绩归根到底要靠实干来创造、靠实效来检验，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花架子都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则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在价值取向上，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民、爱民、利民的民本理念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精髓，为今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重大论断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在格局境界上，老子“功成而弗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彰显的不计个人功名、着眼长远的精神追求代代相传，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高度契合。在方法论层面，中华文化历来崇尚“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既胸怀全局又注重细节、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这种整体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方式，为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等重大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个结合”让正确政绩观既具备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又拥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成为区别于西方治理理念、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科学从政准则。由此，正确政绩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历史厚度与文化温度。
在“两个结合”中深刻回答政绩观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两个结合”为我们深入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理论视野。
政绩为谁而树？“为人民出政绩”与“民惟邦本”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内在相通、深度契合。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民情怀始终是贯穿古今的核心价值。唯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正解决好干事创业“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离开了人民这个中心，政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走向“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歧途。
树什么样的政绩？要害在于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运动发展的，割裂显绩与潜绩、以短期效益牺牲长远发展，在方法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而是强调甘于做铺垫性、基础性工作，不计较个人功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格局，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孔子“欲速则不达”的告诫、孟子“不违农时”的遵循，都在告诉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力戒急功近利。只有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方能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靠什么树政绩？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检验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二者高度统一，共同指向“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实践真谛。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强调认识与实践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实干出政绩，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成效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切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切劳民伤财的“作秀”，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也背离了中华文化“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
以“两个结合”引领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新征程上，必须以“两个结合”为引领，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思想铸魂夯实党性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学习必修课，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民本理念贯通学习，使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校准价值坐标、摒弃私心杂念，真正领悟“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道理。要在“两个结合”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引导党员干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智慧，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
以科学决策涵养从政定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谋定而后动，马克思主义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作决策、定政策，关键在于把调查研究做实做细，把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搞清楚、弄明白，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和“翻烧饼”折腾。有的决策之所以走偏，往往是因为前期论证不充分、民主讨论不深入，最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要求我们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决策全过程，正确把握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在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上下功夫，确保每一项决策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以真抓实干检验政绩成色。政绩观正不正，最终要看干得实不实。实干不是盲干，更不是蛮干，而是要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力气花在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下大气力解决“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等突出问题，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引导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聚焦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大任务，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一件见成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定超越阶段的目标，不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狠抓落实，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取信于民。
以制度保障树牢选人用人导向。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坚决打破“GDP至上”的单一评价逻辑，将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风险防范等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指标纳入考核权重。要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对违规招商引资、搞地方保护、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及时批评纠正。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方向。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