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阿热依·热依哈巴提 常驻记者 李惠
在四师可克达拉市规划展示馆二楼“四师物产丰饶”板块的展柜里，陈列着几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物品：几张泛黄的工作笔记复印件、一幅六十五团薰衣草种植面积逐年增长的手绘折线图、一份《中国薰衣草油国家标准》的封面展示页，以及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试验数据的记录卡片。
而在展柜最里面，静静立着两个拇指大的玻璃小瓶，瓶身上贴着褪色的标签，分别写着“C-417”和“H-328”。瓶子里装着几粒暗褐色的细小颗粒，如果不凑近看，很容易被忽略。
这是1964年从法国引进的薰衣草种子，两个品种各5克，总共不过10克。正是这微不足道的10克种子，开启了一个人18年的试种征程，改变了伊犁河谷的农业版图，也让可克达拉有了今天“中国薰衣草之乡”的紫色名片。
1963年8月，19岁的徐春棠从上海轻工业学校香料专业毕业。这名品学兼优、曾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的青年，本可留在上海或分配至大城市，却毅然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徐春棠被分配到了农四师清水河农场园林连——也就是今天的四师六十五团。他是全团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香料专业科班出身的技术员。
那年秋天，徐春棠第一次站在伊犁河谷的荒地上，脚下是灰白色的盐碱土，抬头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没有一株薰衣草，连知道薰衣草长什么样子的人都没有。”
20世纪60年代，中国使用的薰衣草精油全部依赖进口，每年要花掉不少外汇。国家决定自主试种，但国内几乎没人见过薰衣草的活体植株，连一张完整的彩色图谱都找不到。中国科学院从国外引进了少量种子，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重庆、河南等地试种，均未成功。
1964年，试种任务层层下达到兵团，最终落到22岁的徐春棠肩上。
他在水井边的一块几平方米大的试验田里，小心翼翼地播下种子。几十株幼苗从土里探出头，出苗率只有惨淡的1.4%。他蹲在地头，拿着图谱一株一株地对照辨认，生怕拔错一根草。
更大的考验在冬天。伊犁河谷的冬季，夜间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薰衣草这种原产地中海地区的植物根本无法自然越冬。
第一年，试种的幼苗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徐春棠尝试给苗床盖草帘、搭风障，结果还是冻死了大半。周围的职工开始劝他：“上海来的娃娃，种不活就算了，又不是你的错。”
徐春棠没吭声，他白天在地里观察，晚上在油灯下查阅资料。有一天，他走到冬小麦地里，看到麦苗被大雪覆盖，来年开春照样返青。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像埋葡萄藤一样，把薰衣草的根部也埋进土里过冬？
第三年冬天，徐春棠试着将薰衣草的根部埋进了土里。开春后，他把覆盖的土层一层层刨开，那些被“土被子”裹了一冬的薰衣草苗，竟然活过来了。越冬成活率从几乎为零一跃提到了95%。从此，伊犁河谷的薰衣草再也没怕过冬天。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是徐春棠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里蹲守了三个冬天的结果。
有一页笔记上隐约留着徐春棠当年带病工作的痕迹——那一年冬天他发了高烧，迷迷糊糊中听到屋外风掀草帘的声音，披着军大衣就冲了出去，前来照顾他的吴大娘拦都拦不住。他只撂下一句话：“我受点风寒不要紧，不能把剩下那几株苗冻坏了。”
从出苗到越冬，从幼苗移栽到精油提取，徐春棠用了近七年时间，摸清了薰衣草在伊犁河谷生长的全部规律，把出苗率从1.4%提高到90%。1971年，六十五团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只有76亩；1980年，扩大到2000多亩；2003年，全师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四师的薰衣草年产量一度占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曾经完全依赖进口的薰衣草精油，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开始出口。
1984年，全国薰衣草工作会议上，徐春棠负责的“薰衣草引种栽培加工应用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专家鉴定，填补了我国天然香料领域的技术空白。后来，他作为主要执笔人起草制定了《中国薰衣草油国家标准》，从此中国薰衣草有了自己的质量标尺。
2004年，徐春棠退休了。他的身体已经被多年的野外工作和长年累月的劳累拖垮。但他不肯闲下来，拖着病体跑广东、去上海，调研香料市场，操心着薰衣草的太空育种扩繁。儿子在电话里察觉到他声音不对，硬把他拉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2005年11月28日，徐春棠逝世，终年61岁。
他留下了一屋子笔记、手稿和试验记录，也留下了一片两万多亩的紫色海洋。
在六十五团和伊帕尔汗薰衣草观光园里，徐春棠的铜像静静伫立，面朝那片他亲手培育的花海。
在四师可克达拉市规划展示馆，总有游客俯下身，仔细辨认那些细小的标签。他们也许不知道，这座城市的“紫色名片”，就是从这两只小小的玻璃瓶里生根发芽、绽放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