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
年轻时，每次听人提起“故乡”二字，我总会生出莫名的迷茫。唯有离家远行的人，才会把生养自己的地方视为故乡。对当时的我来说，故乡只是个虚无又陌生的词汇，并无实际意义。
正如预想的那样，不知不觉间我已在石河子生活了四十多年。我本以为会就此安稳度过一生，未曾想人至中年，竟离开了石河子，来到了乌鲁木齐。
我认为，乌鲁木齐距离石河子不远，算不上离开故乡。然而，自来到乌鲁木齐的第一天起，不适感便油然而生。这份不适感竟如高原反应般强烈，不适应这里的工作，不适应居住环境，甚至不适应这里的饮食。郁郁寡欢间，一种被石河子抛弃的苦涩渐渐在心底滋生。
石河子是一座在戈壁荒滩上建起的城市。虽然经过几代兵团人千辛万苦的改造，早已绿树成荫、烟火氤氲，褪去了昔日荒凉，但它夏日的酷热、冬季的凛冽，依旧深入骨髓。相比而言，乌鲁木齐气候要温和平顺得多，也更养人，可我却始终无法接纳，本能地排斥、抵触着它。精神的天平开始失衡，我陷入了难以言说的苦闷。
一位同样来自石河子的朋友宽慰我：“等你熟悉了乌鲁木齐，就会体会到它的惬意。”我承认，无论是气候，还是教育、交通等方面，乌鲁木齐都有着诸多优势。可这一切与我又有何干？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还有朋友，都在石河子。虽说离开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但人终究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我开始为自己的选择懊恼，迫切又执着地想回到那座养育我的小城——石河子。
无论心中有多少不安与焦虑，从来到乌鲁木齐的第一天起，我就琢磨着重回石河子。可一番折腾后，我这个不肯认命的人终究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只能在乌鲁木齐安家落户。
接受现实的那一刻，我独自哭了一场，为那个始终无法从心底割舍的石河子。为了让内心稍稍平复，我在乌鲁木齐一个长满苹果树的小区里安了家。选择这里，只因石河子有一条“苹果街”。街道两旁全是苹果树，每到春暖花开时节，枝头密密麻麻的白色或粉色花朵，会散发出浓郁的花香。那条街是我当年每天上下班或外出的必经之路。每当闻到花香，或是望见那些苹果树，哪怕是白雪压枝的冬季，心中都会产生一种深邃的宁静。这份宁静，总能让我忘却喧嚣，忘却无端的烦恼，忘却纷争。
苹果街的两端，各连着一个十字路口。川流不息的车辆与行人，勾勒出石河子的另一番模样，同样让我心动。在无法随时走进它的日子里，我只能闭上双眼，像牵挂老朋友一样，在心中反复回味、怀念那些带给我无尽美好的苹果树。
如今，在小区里的苹果树下漫步时，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虽然离开了石河子，但我仍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依旧生活在它的怀抱中，被它丝丝缕缕的气息紧紧环绕、包裹。
即便如此，我却一直不敢把石河子称为故乡。毕竟我与它仅隔一百五十多公里，对于日益发达的交通来说，这段距离实在算不上远。可距离就像一堵厚实无比的墙，硬生生把我与那片土地隔开。
“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每次踏上石河子的土地，我总会生出同样的情愫。这如果不是对石河子的依恋，又是什么呢？可是，把石河子称为故乡，会不会太过矫情？
带着这份困惑，我向一位同样从外地来到乌鲁木齐的朋友请教：“我究竟能不能把石河子称为故乡？”她毫不犹豫地回复道：“距离太近了，算不上故乡吧！”话音刚落，她又补充道：“也算吧，毕竟你已经离开那里了。”她若有所思地说着，目光转向窗外，望向正在升起的太阳。
提及故乡，每个离开出生地的人，是否都会生出复杂的情愫？
一位朋友说起自己刚从石河子来到乌鲁木齐时的情形。每个周末，他都要开车回石河子，硬生生把一辆小轿车开报废了。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相继来到乌鲁木齐工作，一家人终于团聚，他也结束了两地奔波的生活。每每说起这段经历，说起石河子，他眼中总会流露出“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愁绪。我无力安慰他，也不知该如何解开他心中的结，毕竟我心中也有一个亟待解开的结。
岁月流转，转瞬之间我已在乌鲁木齐生活了十多年。从外表看，我似乎已经彻底向生活和命运妥协，平静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可谁又知道，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我仍会不由自主地恍惚，仿佛脚下的路仍是那条来来回回走了千遍万遍的石河子老街。石河子注定要以“缺席”的方式，永远“在场”于我的身体与灵魂之中。
我相信，多元化的社会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故乡或许在千里万里之外，或许仅数十公里之遥。可无论距离远近，它都是我们对抗孤独、贫瘠与磨难的支撑，是藏在心底的念想。
落笔至此，关于“何谓故乡”的追问，终于有了答案。父母生我养我，我却无法时时刻刻相守的土地，即为故乡。对我而言，石河子便是这样一个永远让我“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的所在。
石河子，我不再犹豫不决，终于能坦然地把你称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