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
在中华文明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有两朵激扬的浪花格外闪耀——昆仑文化和儒家思想。它们在交汇、碰撞中共同灌溉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沃野，协奏出超越时空的人文交响。
缥缈意象与现实理想
昆仑文化以昆仑山这一地理概念为核心，构建起独特的人文价值体系，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昆仑文化最早见于《山海经》，后经《淮南子·地形训》等文献进一步拓展叙事体系，意象得到持续扩充，叙事不断再建构、再诠释，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跨越时空又面向多元的文化记忆。至此，昆仑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地理符号范畴，升华为一个不断被注入新内涵的精神符号，逐渐寄托了人们对崇高、秩序、本源以及超越世俗局限的向往。
同时，在华夏大地上，儒家思想也以其稳健的笔触勾勒出锦绣盛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礼崩乐坏”中为黎民百姓探寻一种始于人性、终于道义的生存之道。他强调人伦秩序，提倡道德修养，主张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构建一个充满人情与秩序的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在孔子晚年正式确立，凝结着他毕生的政治理想、道德理念与生命智慧，涵盖了对礼乐制度、伦理制度、天人关系等问题的系统性思考。
人物历史化与符号道德化
孔子有着清醒而务实的理性立场，不但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人本主义基础，而且继承了“敬天保民”“天命靡常”的思想观念，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客观限制，在对超越性力量与超验性存在的阐释上留白，为昆仑文化符号的引入提供了理论空间。后世儒学理论出于存在合法性与现实功利性的需要，逐渐发展出具备人格意志的超越性主宰，作为客观限制的具象化表达。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影响深远，为昆仑文化符号的引入开辟了现实路径。
儒家以人物历史化和符号道德化，转化了昆仑文化的部分内容。典型佳例莫过于黄帝和西王母，经过儒家基于人文关怀的创造性转化，被纳入儒家话语体系，成为支持儒家“天人感应”和“圣王叙事”等理论的重要文化资源。黄帝践行仁政，开创基业、教化万民，如《风俗通义·五帝》所载：“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从缥缈的昆仑之巅，步入厚重的中原史册。西王母在儒家叙事中是上古圣王治下的一方部族首领，也是上古圣王仁政远播、德服四方的亲历者和拥护者。如《大戴礼记·少闲》所载：“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这是儒家思想中以德服人的有力论据。后来，西王母的形象经由道家的审美改造，变成灵眸神姿的仙女形象，儒家也欣然接纳了这一转变。
人本情怀与人文关怀
儒家思想与昆仑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契合点，二者建立在“人本”与“济世”价值基础上的深层共鸣具有道德同构性。
儒家在创建思想体系时，始终坚持以道德教化为中心，即便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其根本宗旨仍在于建立以圣王德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推动思想文化走向理性和人文关怀。
昆仑文化同样涌动着对人类生存与人间秩序的关切，与强调人本主义、注重教化的儒家学说在“济世安民”的精神追求上高度契合。儒家通过将此类叙事历史化，将昆仑文化转化为儒家思想的文化资源，如《易传·系辞下》中所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实现了超越性权威向道德性典范的转化。
儒家身负“明天道，正人伦”的使命。儒家认为，天道影响着人的生存发展，人应当顺应天道。昆仑文化中的文化符号，本质上类似于儒家所言“天道”的载体和人格化。例如洪水来临时，“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淮南子·地形训》）。这不仅是对自然灾害的克服，更隐喻着先民面对巨大挑战时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品格。这种勇于担当、济世安民的精神内核，与儒家的“仁者爱人”“博施济众”存在着深层的同构性。儒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共鸣，将黄帝纳入“圣王谱系”，成为拯救生民、安定九州的最高道德主体。不同于位列“圣王谱系”的黄帝，西王母则被设定为认证政治道德、提供政治助力的辅助型角色。
儒家将西王母与“礼乐”系统关联，是共鸣的精妙体现。西王母雅乐代言人的身份和形象，使其在儒家礼乐教化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儒家倡导“乐教”，认为“乐”对百姓的教化有着重要作用，如《礼记·乐记》言：“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音动人心，以“乐”教“民”，有助于传递和弘扬伦理道德观念，节制有害于个人修养的私欲。
“乐”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群己之间，一方面是天人之际。《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体现了“乐教”对于两个面向的教化意义和价值，对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有调和作用。在“乐教”中，乐器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和媒介。《礼记·乐记》言：“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在《史记·乐书》中，西王母与多种乐器有着原初性关联。包括簧，《汉书内传》记载，西王母命侍女鼓震灵之簧；笙，《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吟乐，吹笙鼓簧；琯，“商受之时，西王母献昭华玉琯”；云和笙，《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
儒家对西王母形象的道德化，借由礼乐化进一步加深，与儒家“乐以教化”的哲学相呼应，同时又借由西王母与乐器的关联，营造出“礼序乐和”的场景，成为“乐教”合理性与崇高性的凭据，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极具感染力的文化注脚。西王母的形象也由此超越了单纯的远方来客，变身为播撒礼乐光辉的文明使者，成为儒家思想系统中一个具有特殊韵味的音符。
融合智慧与双赢成果
儒家对昆仑文化的吸纳有选择性。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纳入自身的历史叙事与道德体系中，黄帝被塑造为“圣王道统”的奠基者，西王母则成为“明君德政”的认证者。这种处理方式既张大了昆仑文化中人文主义的一面，又通过完善圣王政治谱系巩固了儒家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权威性；既坚守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想原则，又通过完善思想谱系增强了儒学理论的说服力。昆仑文化虽非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但其内在的“人文关怀”与“道德秩序”等理念，成为支持儒家思想的有力补充。儒家通过选择征用文化符号，重建符号背后的道德叙事，将昆仑文化转化为支持其政治与伦理论述的文化资源，填补了儒学理论在超越性维度上的缺失，人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实和高扬。
儒家思想以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为底色，展现出对其他文化资源强大的吸纳与整合能力。这种能力缘于儒家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路，缘于儒家具有与生俱来的集大成的精神特质和以时代需求为衡量标准的价值追求。
这一文化交融有了双赢成果。对于昆仑文化而言，文化符号凭借儒家思想这一强势媒介，得以更深入、更持久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主流叙事中进一步延续和升华；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则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历史纵深与文化维度，弥补了其过于注重现实理性而可能带来的在超越维度与象征表达上的某种缺失，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圆融、厚重且富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