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8岁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支援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号召，毅然告别故乡，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随后的七天七夜，车轮与铁轨撞击发出的“哐当、哐当”声，成了我耳畔的“催眠曲”。火车最终缓缓驶入乌鲁木齐站。我被分配到农六师（现六师五家渠市）。
那时正值麦收时节。我刚放下行李，就跟着机关干部们一同奔赴麦田。行政管理员狄光炯递给我一把镰刀，那镰刀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硕大的个头让我这个新手心头一紧。
放眼望去，成片的小麦被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金黄麦浪随风轻摇，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早已晒得干硬的麦秆，在镰刀下“唰唰唰”地成片倒下。老同志们动作娴熟，边割边用腿灵巧地拢起麦子，再利索地将麦秆捆成大捆。
或许是从未摸过镰刀，我还没掌握技巧，就已腰酸背痛。弯腰割，腰疼；跪着割，麦茬扎腿。我咬牙硬撑，后来索性脱下白衬衣裹住双腿，继续往前挪。一不留神，镰刀割伤了腿，鲜血汩汩涌出。我忍痛扯下背心包扎伤口。抬头一看，老同志们早已遥遥领先。一阵委屈涌上心头，我再也挥不动镰刀，只好放下它，一边用手拔麦，一边默默掉泪……
不知过了多久，我吃力地站起身，发现前方的麦子已被割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整齐的麦茬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我明白，是老同志们默默帮助了我。望着那一捆捆麦束，我心头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
“嘟嘟嘟”，休息的哨声响彻田野。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聚到地头老榆树下。
“小伙子，赶快过来歇会儿。”保卫科科长陈洪昇爽朗的声音传来。
他注意到我腿上的伤，打趣道：“怎么，仗还没打就先‘挂彩’啦？”随即招呼卫生员过来帮我上药，重新包扎。
“年轻人干活不要急，先跟老同志慢慢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你学会了，也就割得快了。”陈洪昇说着，见我被太阳晒红的脊背，他又提醒：“新疆的太阳毒，不管多热，都不能脱衣服，这样会晒坏的。”说着从水桶里舀了一碗凉茶递给我。我接过来一饮而尽，清凉的感觉瞬间从喉咙蔓延到全身。
午饭时间，炊事员挑来两大篮馒头和一大盆凉拌辣韭菜。翠绿的韭菜配上鲜红的辣椒，颜色鲜艳夺目，阵阵麦香和浓烈的辛辣香气扑鼻而来。我就着凉拌韭菜，连吃了两个大馒头。
午饭过后，大家再次挥起镰刀，投入劳作。太阳渐渐西沉，天边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直到太阳完全消失在地平线，我们才收工回去。
这一天，我实在太累了，晚饭后脚也没洗，倒头就睡，睡得又沉又香。后半夜，一股凉风“呼呼”地从窗户灌入，把我冻得一哆嗦，惊醒了。新疆的天气真是奇怪，白天燥热难耐，夜晚却冷得入骨。我起身关窗，这才感觉浑身火辣辣地疼。点上油灯，就着昏黄的光往镜中一瞧。天哪！整个后背通红肿胀。
就这样，我咬牙在麦田里坚持了十几天。麦收结束时，我皮肤晒得黝黑，甚至还晒脱了一层皮，但我却感觉自己更有劲了。
我把这段经历写信告诉父亲。他在回信中夸我，说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及格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始终秉持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赢得了领导和职工们的认可。
(孙连奎 口述 董应范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