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梓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绝非符号的简单堆砌，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精神脉络进行系统提炼与时代升华。确立科学的构建原则是其首要，是确保标识体系具有深厚历史根基、鲜明时代特征、广泛民族认同和国际辨识度的根本保障。基本原则须承载深刻把握文明传承的内在规律与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需求，以清晰的时空坐标锚定文明方位，以共同体意识统领多元一体格局，并通过辨析纠偏筑牢思想根基，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
以中西古今的节点为时空坐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自视”和“他视”的共同结果，也是在国际上与不同民族国家“自视”和“他视”的共同结果。当今时代，是一个不同文化群体互为“他者”和互为“镜像”的时代，需要在自我中建构，也需要在“他者”的“镜像”中理解、认识和表达自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事实上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同步进行的，即全球化发展得越快，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复兴就越显著和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在中华文明的传统根基上挖掘、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和符号系统，对蕴含深厚哲学思想、精神信仰和审美情感的文化符号进行筛选、建构，又要创立新的中华文化符号，塑造新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中西古今的时空节点为坐标，提炼、选择构建中华民族形象标识，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探索并回答在悠久历史中创造的中华文明符号和文明标识体系，如何有效进入新时代的文化场域。
统筹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符号和标识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以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为基础，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特征，从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而言，在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基础上，尊重56个民族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着力强化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通过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使“各美其美”的民族特色与“美美与共”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有机统一；积极整合珍贵的文化多样性资源，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坚持尊重民族差异，但不强化差异和消融共性，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认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通过发掘各民族优秀文化所具有的特点，深入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提炼优秀文化尤其是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标识、符号和形象，充分发挥文化符号的效能，达成与中华文明标识之间的有效衔接，实现共生共融。寻绎学术史不难发现，“大一统”“五方之民”“华夷一家”等共同体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思想及其知识系统生产的主线。在这种整体论的统摄中，各个民族和地区及至边疆边远之地的叙述，与中心话语胼手胝足、共同表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仅以文学而论，北方的粗犷、南方的温婉、西部的苍凉、中原的厚重等，交融汇聚、和合共生，构成外部特征明晰、内部多元互补的中国文学共同体，以汉族文学为主体、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的中国文学表述，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文学公共话语空间。
澄清几个易混淆的问题和错误认知。其一，不能将中华文明标识与各民族的文化符号相混淆。比如某些民族独属的宗教符号不应被视同为中华文明标识，因为后者才是中华民族成员普遍认同和共享的价值观、信仰。将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符号与中华文明标识混为一谈，不仅不能增进共同性，反而会消解共同性。其二，不能将中华文明标识与区域文化符号相混淆。比如当前中华地理符号和地理视觉形象构建，首先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问题，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取向，突出符号“共享性”，而不是与某些区域地理符号相混淆。其三，不能将不符合条件的符号、形象视为中华文明标识。如某种符号、形象不具有历时性、延续性，只是某个或某几个特定时代的符号、形象，就不属于中华文明标识范畴。其四，不能将“主流意识形态”和“概念泛指”相混淆。中华文明标识构建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范畴，不是泛指的标识选择和形象树立，同符号学、形象学研究的内容有本质区别。其五，提炼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领域不容混淆。提炼、择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选对领域，如祖国大好河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辉煌发展历程等，不是任何领域都可以成为择取对象。
（据《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