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晓丽
老家，是祖祖辈辈的居住地。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父母从四川一路辗转来到新疆阿勒泰，在福海落脚。对他们来说，四川是名副其实的老家。
我的爷爷是个裁缝，他在古稀之年来到新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的指甲从来不剪，只在水泥窗台上磨。他生前烟没有离开过嘴，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85岁那年去世了。母亲说，爷爷心宽，无论何事，从不计较，所以能高寿。
都说叶落归根，本可以回四川老家的爷爷，最终却留在了新疆。送走爷爷后，第二年父亲也离开了我们。
我的外公，我只在一张两寸黑白照片上见过。他戴着一顶方帽和一副眼镜，比较清瘦，高高的颧骨仿佛诉说着晚景的凄凉。听说，他小时候家里的条件稍微好些，可惜虽腹有诗书，却无谋生技能。成年后，他一直做着小生意，母亲的兄弟姐妹对他感情比较淡漠。记得外公过世的消息传来时，不知是缺钱，还是时间来不及，母亲没有回去，我只记得她在家里默默流泪。
至于奶奶和外婆，留给我的印象更加模糊。特别是奶奶，姓甚名谁，长相、脾气我无从知晓，也从未听父亲或幺爸讲过。在母亲的嘴里倒是听到过一些关于外婆的事情，比如吃了多少苦，如何能干。再继续往前追溯，似乎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如今能张口道来的家族印记，只有樊姓家谱里的几个字：“正大光明，家道有成。”这几个字像一根细若游丝的线，拴着我的家族根系。爷爷叫樊光海，名字里嵌着“光”；父亲名唤樊明智，取了“明”字；哥哥叫樊家新，轮到“家”字辈；哥哥的儿子叫樊道文，用了“道”字。从“光”到“明”，从“家”到“道”，大家的名字像多米诺骨牌，依次叩响族谱的节拍。只是到了“有、成”二字时，前面忽然漫起迷雾。哥哥的孩子之后，这族谱还能续上吗？我不知道。
之所以突然萌生寻根问祖的念头，是因为最近我去了一趟成都。
这次成都之行，我对老家既熟悉又陌生。四川盆地被群山环抱，潮湿的空气裹挟着云雾，似乎给大地覆上了一层轻纱。清晨与黄昏，城市沉浸在朦胧的雾中，即便正午，也难见晴空万里。这样湿润少紫外线的气候，恰似天然的护肤场，难怪四川女子天生水灵灵的，眉眼之间透着灵秀。
漫步在这座人杰地灵的城市，我却羞于自称四川人，一是没有川妹的温婉灵秀，二是年至不惑才第一次踏上先祖生活过的土地。
这次成都之行，五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旅行社的导游带领我们打卡黄龙、九寨沟、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经典景区。
黄龙的钙化地貌造就了如梦似幻的五彩池，一池池碧水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色彩；九寨沟不愧是人间天堂，灵动的水色与山林相映成趣，让人流连忘返。乐山与峨眉山，早就声名远扬，二者皆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典范。
成都的朋友还热情邀请我们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和大熊猫繁育基地。
踏入杜甫草堂，我才惊觉四川这片土地文豪辈出。小学课本里的那首《江畔独步寻花》忽然鲜活了起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原来诗里的烂漫场景藏在杜甫邻居黄四娘的院落里。试想千百年前，我若与杜甫为邻，就算不被写进诗行，怕是也会在晨钟暮鼓之间，被他笔下的文字濡染出几分文气吧？当年的邻居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寻常生活竟会被后世追慕。这般奇妙的缘分，倒应了择邻而居的古训。
夜幕降临时，我走在宽窄巷子的青石板路上，漫步在繁华的春熙路街头，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除了观赏美景，品尝美食更是此行的期盼。
担担面、酸辣粉、鱼豆腐、红油面……酸的、甜的、辣的，冷的、热的，一股脑儿尝了个遍。味蕾过足了瘾，肠胃也经受住了考验，庆幸这般胡吃海喝竟没出岔子，我恍惚间竟品出了几分“在家”的自在。
走在成都的街头，满耳都是拖腔带调的川音。这乡音于我并不陌生，虽然能勉强学上几句，却总拐着弯儿。看旁人随意甩出几句地道方言，我反倒怯于开口，怕那不正宗的腔调，拉远我与老家的距离，不如静静地听着。
母亲的发小唐娘娘知道我们到了成都后，特地赶来和母亲见面，还带着特产。唐娘娘虽然和母亲是同龄人，但皮肤白皙，看着要年轻许多。最让我感慨的是，几十年后，她们的情谊依然鲜活。
说起成都，总绕不开李冰修建的都江堰。这座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让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后，川人更把“安逸”活成了哲学，有人说“有钱不买房先买车”，只因地震时房子会倒，车子却能载着人往开阔处跑。
张艺谋说：“成都，来了就不想走。”比起上海、广州的摩登，成都的古朴与怀旧更耐人寻味。青瓦巷弄里的烟火气，反倒成了让人反复咀嚼的念想。
离开温润的成都平原，坐在飞机上，下方的千山万水，将四川与新疆相隔。若再有机会，我还会陪着母亲去成都，对我而言那里是“回不去的老家”，对她而言是魂牵梦萦的根。
返回新疆后，我的记忆开始苏醒，那些世居天府之国的先辈，与扎根边疆的我们，命运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