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 李大龙
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回望中国边疆研究，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视角审视，与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面临着国外学界和分裂势力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解构带来的挑战。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群共同缔造的，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密切着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在近代以“中华民族”的名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如何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导下建设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还需要创新思维，超越一系列的传统观念才能实现。
坚持以“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需要超越历代王朝传统史观
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首先要给出明确答案的基础问题。“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高度理论概括，为我们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形成的历代王朝史观，依托于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五）史”，已经形成了以历代王朝兴替为主要内容的“正统”史观，搭建起了以历代王朝历史沿革为框架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最终形成了以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叙述范围“上溯”、历代王朝政区沿革、政权更替为主要线索的话语体系。将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政权和人群划分为“中央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华”与“夷”是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凸显历代王朝和“华夏”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
毋庸讳言，历代王朝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是应该给予高度充分肯定的，但以历代王朝历史为框架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面对西方学界不断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长城以北非中国”“内亚史观”“赞米亚史观”以及“新清史”等观念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的解构，传统话语体系是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击效果的。
历代王朝史观最为明显的不足在于，历代王朝只是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政权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和被称为“夷”的人群不仅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难以忽略的重要作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提出，为我们客观准确认识中华大地上两类政权和人群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对传统历代王朝史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史观的超越，可以更加准确地指导我们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建起更加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以往的“中国”研究视域，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历代王朝史观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称为“中国”，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和历代王朝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是学者认定其是否属于“中国”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能够成为中国边疆研究重要内容的原因之一。但是，以“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审视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地方（边疆民族）政权是否属于历代王朝的“中国”并不是唯一的要件。
回顾已有的边疆治理研究，多数论著的聚焦点是集中在历代王朝身上的，将历代王朝称为“中央王朝”或者视为“汉族王朝”是其突出做法，而对于辽阔边疆地区的历史则习惯于从历代王朝的经略视角下进行诠释是普遍做法。实际上，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既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历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历代王朝的边疆经略提供了基础。以汉代中国为例，汉朝并不是中华大地上唯一的政权，同时期还有匈奴、鲜卑、乌桓、卫氏朝鲜、南越、西南夷以及“西域三十六国”等众多政权和人群。匈奴是草原地区出现的政权，自春秋战国时期即被中原政权视为“边患”，但在西汉文帝时期匈奴不仅实现了对蒙古草原地区众多游牧人群的统一，而且将鲜卑、乌桓和西域纳入其有效管辖之下，尤其是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对西域的治理虽然使之成了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障碍，但却为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关西域都护府的记述中将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府两个机构视为前后相继关系的直接原因。因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以历代王朝为主题的研究范式，将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也纳入其中，不仅要客观认识和诠释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治理的历史，而且要对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在缔造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中华大地上人群中的重要作用给出客观评价，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今的边疆是一个国家疆域的外缘地区，这一属性既决定了边疆是主权国家保卫领土安全的前沿，同时也是国家对外开放，沟通国与国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开拓疆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结成了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其凝聚过程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化，即是客观认识和诠释这一过程，而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不仅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地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完善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更是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客观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的历史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有了独具特色的按照“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和语言来划分人群的方式，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五方之民”的划分标准和近代传入的“民族国家”观念截然不同，因此在古籍中经常用“人”来称呼不同人群，而不是“族”。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人群称呼，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使用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和“族”是两种不同认识，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将“人”改为“族”不仅容易对史书的记载出现误读，在西方“民族”语境下也难以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几十万的匈奴人随着政治认同的改变而成为“鲜卑人”，只有在中国传统话语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诠释，在西方的“民族国家”语境下是难以理解的，只会给出“同化”乃至“种族灭绝”的错误结论。
秦汉以后出现的“华夷之辨”之“华”与“夷”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人群划分，并没有准确的具体指向，南朝各政权视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戎狄之乡”，北魏称南朝各政权为“岛夷”即是突出表现。从“天下国家”的视角审视中华大地历史上的人群凝聚，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历代王朝的兴替主导着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体人群的凝聚，所谓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晋人、隋人、唐人、宋人、辽人、金人、元人等即是；二是历代王朝之外的众多政权主导着局部地区的人群凝聚，所谓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越人、突厥人、高句丽人、渤海人、吐蕃人、南诏人等即是；三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华夷之辨”，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和政权区分为“华”与“夷”、“中国”与“四夷”，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天下一体”，推动着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实现着超越王朝和政权的凝聚。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只有回归传统认识才能理解其凝聚的过程。近代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的结果——清朝完成“自在”的“中国人”命名为“中华民族”。
从中华大地上人群划分的传统看，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在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共同体，并不存在“建构”的问题。客观完善诠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需要观念的改变，不仅要分清楚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差异，更要在“五方之民”“华夷一体”等传统观念视角下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改变静态的当今国土范围，从“天下国家”的“有疆无界”向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的动态视角才能构建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在中华大地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天下”“中国”乃至“天下国家”等都是动态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是经典的表述。
放眼世界，划分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标志是由一个个界碑构成的国界线。通过谈判、树立界碑来划分领土的做法最初的源头是1648年出现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被学界视为当今国际法的源头。也就是说，在1648年之前，世界上不存在主权国家的边界，国家之间的界线多数情况下是随着势力的大小而盈缩不定，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现，才有了相对稳定的“条约边界”带来的“有疆有界”状态。
反观中华大地，历史上也存在着很多人群和政权，相互之间也存在“边界”，诸如西汉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唐朝和吐蕃也多次会盟“定界”，但却以“兄弟”和“舅甥”相称共同构成“大一统”的“天下”。“天下”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当今“条约边界”的“有疆无界”状态的。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具有了表示清朝统治者直接管辖范围的含义，“天下”和“中国”出现了重合，清朝的“臣民”（国民）相对于西洋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中国人”。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的出现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既是多民族国家疆域从传统的“天下国家”的“有疆无界”迈入主权国家“有疆有界”状态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自在”的象征，更是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同样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准。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以往传统研究模式，真正实现多学科交融
学界对“边疆”“中国边疆”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先后出现了陆疆、海疆、空疆、底土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不同的认识。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发源于历史研究，且与历史地理研究存在密切关系，其研究对象基本是构成中国边疆的陆疆和海疆，研究者也基本是以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为主体，这是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现状的普遍认识。
中国边政学、中国边疆史地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等不同称呼的出现虽然体现着不同学科学者认识上的差异，但中国边疆研究包括基础（历史）研究和中国边疆应用（现实）研究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而构建完善的边疆治理话语体系应该依托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尤其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笔者曾经将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概括为中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阐述、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天下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治边思想与实践、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八个方面，相关话语体系的建设都非一个学科学者的努力所能够完成，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是由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所决定的。
近年来，除历史学、民族学外，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安全学、法学、边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大有成为冷门绝学中的热门研究领域的趋势。不过，随着不同学科学者介入中国边疆研究，不同学科学者多从自己学科的角度试图将中国边疆研究设计为其学科的二级学科，这也是上述不同称呼出现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似乎并没有让中国边疆研究向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方向发展，反而呈现一种被解构的发展趋势，因此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似乎需要对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或交融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多学科交叉或交融视域下的中国边疆研究，不是将中国边疆分解并纳入众多不同的相关学科分别进行研究，而是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边疆这一个具体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结论呈现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特点。
总之，加快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中国边疆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中国边疆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超越以往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新观念，在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视野下，深化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指导下构建起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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