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民
爷爷腿瘸，他当年送鸡毛信时挨了敌人一枪。以前，每年的八九月，他经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抚摸着伤腿，看向很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才15岁。”爷爷沙哑的声音，有点像秋风扫过枯叶时的声音。
那是1943年，面对日寇铁壁合围的扫荡，爷爷这个“老交通”依然坚持战斗。
“鸡毛信可不是一般的信。”爷爷曾经对我说，“信上插一根鸡毛是急件，插两根是很急的件，插三根是非常急的件，拼了命也要送到。”
我小时候不懂事，还笑着问他：“为啥不用鸽子送信？多省事。”
爷爷摇着头说：“鸽子认路不认人，咱们的信既要认路，也要认人。”
那年秋天，日寇进山扫荡，爷爷接到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信。
“那封信薄薄的，就一张纸，可我捏在手里觉得有千斤重。”爷爷说，“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交通，这封信关系到山里几百人的性命，务必在天黑前送到王家峪。’”
爷爷把信塞进裤腰，揣了一颗红薯，又抓了一把土抹在脸上，就出发了。
“一路上枪声不断。”爷爷说，“我猫着腰，专走没人走的沟渠、小道，虽然加倍小心，但还是碰到了一队鬼子巡逻兵，他们在离我不到20米远的地方走过，我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气都不敢出。”
最危险的是过河。河上的石桥被日寇炸断了，爷爷只能泅水过河。
“水冷得刺骨，我咬着牙往对岸游。快接近岸边时，身后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嗖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溅起的水花老高了。”爷爷说，“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拼命潜水，肺都快憋炸了。”
信安全送到时，爷爷才发现腿部中弹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也就擦破点皮，没啥大事。”
后来他才知道，那封信里有日本鬼子的围剿计划。
“送信回来后，队长端来一碗汤面，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汤面。”爷爷一边说着，一边咂嘴巴，仿佛那碗汤面的香味还在嘴里。
抗战胜利后，爷爷领到了一枚奖章。他收下后就珍藏了起来，从不佩戴。
“该获得奖章的人不是我，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爷爷说，“隔壁村的小柱子，送信时遇上日本鬼子，宁死不屈，抱着日本鬼子跳下了山崖，那年，他才16岁。”
每年八九月，爷爷都会把当年送信的路重走一遍。后来腿脚不便了，就让我搀着他缓慢地走上一段。
“你看这棵老松树，当年我爬上树梢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我在这块大石头后面歇过脚，啃过窝窝头。”爷爷说。
一路上，爷爷絮絮叨叨地讲着，不像是在和我说话，倒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去年，爷爷走了。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个铁盒，里面装着那枚从未戴过的奖章，还有一根已经发白的鸡毛。
前几天，我代替爷爷又走了一次那条路。如今的山已经变了模样，凿穿了隧道，架起了高桥，通了公路。站在那棵老松树下，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小的少年，正机警地环顾四周，然后猫着腰快速奔跑，很快消失在大山深处。那少年怀里揣着的，不仅是插着鸡毛的信，更是民族的希望。
我把那根发白的鸡毛，小心翼翼地收好。它会时刻提醒我，也会提醒我的孩子，曾经有一个不怕死的15岁少年，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枪林弹雨中，不止一次送过鸡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