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晃
初秋的风透出凉意，梧桐叶的边缘悄悄泛黄。我站在老城的纪念馆前，青灰色石墙上爬着几蔓常春藤，阳光穿过叶隙，在砖面上投下光斑。
馆内陈列着一封1945年9月3日的家书。信纸脆得仿佛一碰就会碎，钢笔字迹被岁月洇成了淡蓝色，可那一笔一画依旧力道分明，像刀刻般清晰：“母亲，今晨听到广播，我们赢了。窗外有人在哭，有人把帽子抛向天空，我却想起王班长牺牲前说的那句话——等胜利那天，替我在家乡种棵杏树。”
我在展柜前久久伫立，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响。转头望去，一位银发老人正颤巍巍地从布兜里掏出一只搪瓷杯。杯身的红漆虽然早已剥落，露出了底下的黑色底胚，但杯壁上“抗战胜利”字样依旧清晰可辨。
“那天下着大雨，”老人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扰到什么，又像对着流逝的时光诉说，“重庆满街都是人，雨水混着泪水往下淌。有个卖糍粑的老乡把担子一扔，站在街心吹唢呐，调子都吹得跑了音。”
他抬起手，指尖轻轻抚过杯沿，像是触碰一件稀世珍宝：“这杯子就是那天发的，装的是庆功酒。我那年17岁，一口喝下去，辣得直咳嗽，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暖得很。”
窗外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嬉笑声，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纪念馆。老人眯起眼睛，目光穿过玻璃窗，仿佛穿透了数十年的光阴，落在了当年那个同样热闹的街头。
“那天也有这样的太阳。”他轻声说，语气里带着几分恍惚，“明明下着雨，可我却觉得满天都是金光，亮得晃眼。”
走到展厅转角处，我遇见了另一件触动人心的展品——一张褪色的胜利布告贴在旧木板上，旁边放着一支磨得光滑的钢笔。多位抗战老兵曾在此签名，展柜里的签名墨迹深深浅浅，有的苍劲如松，带着当年的意气风发，有的颤抖如飘落的秋叶，藏着岁月的沧桑。最新的一行小字墨色尚新，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一旁的馆员见我驻足，轻声告诉我：“李老上个月走了。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孙子录了几句话，说要留给来纪念馆的人听。”我凑近展柜旁的播放器，按下按钮，老人沙哑却坚定的声音缓缓传出：“告诉后来人，胜利不是庆祝的理由，而是思考的起点。”
夕阳西斜时，我走到纪念馆后面的英雄广场上。青铜雕塑群像被落日镀上一层金边，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驻足雕塑前。她轻轻弯腰，对着车里的孩子柔声轻语道：“你看，这些爷爷当年拼尽全力，是为了保家卫国。”婴儿似乎听懂了什么，咿呀着伸出小手，恰好握住一缕斜照在雕塑上的光。
晚风拂过广场边的银杏林，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过往。我忽然想起那封家书中未竟的愿望，便折回馆内，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王班长是哪里人。工作人员带我到资料室，在一本泛黄的老兵花名册里，我们找到了王班长的名字，原来他是河北保定人，在湘西会战中牺牲了。
“巧了！”工作人员忽然指着窗外的银杏林，睁大眼睛说，“你看，那棵最大的银杏树，是1949年栽下的。听老一辈说，当年就是为了替某个没能回家的英雄栽的，也算圆了他‘胜利后在家乡种树’的心愿。”
我循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来到那棵银杏树下。树冠像一把巨大的华盖，枝叶间结满青白色的小果，风一吹，果子轻轻晃动。树旁立着一块石牌，没有刻名字，也没有写年份，只简简单单刻着一句话：“所有牺牲都值得被铭记。”
暮色渐渐变浓，几个少年在广场上放飞了几只鸽子。洁白的鸽羽掠过银杏树梢，缓缓融入霞光万丈的天空。我想起李老那句“胜利不是庆祝的理由，而是思考的起点”，忽然觉得荣光从来不在一时的欢呼声里，而在代代相传的记忆中。
离开纪念馆时，我忍不住回头再看。夕阳正好照在纪念馆的门上，反射出一圈温暖的光晕，像那只搪瓷杯上虽已剥落，却永远留在人心中的红，也像几十年前那个雨天里，人们眼中不曾熄灭的火。
原来荣光从未远去。它化作银杏果年年坠落、岁岁新生，化作信纸上未干的血泪与牵挂，化作婴儿手中那一缕温暖的光，在每年的抗战胜利日，一遍又一遍重述着关于牺牲、守护与新生的故事，提醒着我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