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聆邑
老家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细碎的花瓣落在墙根的青砖墙上。墙上有处凹陷，是去年暴雨冲掉的墙皮。父亲蹲下身子用手摸了摸，说这面墙比他岁数大，抗战时子弹打在上面，留下过不少坑。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弹痕，是在城郊的老教堂。那座灰砖建筑的西墙上布满小孔，像被虫蛀过的木头。讲解员指着最大的一个窟窿说，当年日军的炮弹炸穿了屋顶，教堂的主人把二十多个难民藏在地下室，自己站在门口挡枪子。
教堂的木地板咯吱作响。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上拼出破碎的光斑。墙角的展柜里摆着锈迹斑斑的军用水壶，壶身上刻着模糊的名字。旁边的照片里，穿灰布军装的士兵在仰头喝水。
奶奶说，她小时候见过那样的士兵。那时，她住的村子被日本鬼子占了，粮食全被抢走。有一天夜里，来了一队穿军装的人，蹲在麦秸垛旁边啃生红薯，见到她后，把剩下的半个红薯递了过来。她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他们要去山那边打日本鬼子，走的时候带走了村里的三个年轻后生。
奶奶家的土墙上，至今留着他们用木炭画的五角星。去年翻修老屋时，父亲特意把那面墙保留下来，刷了层清漆，星星的棱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泛黄的日记本。纸页边缘卷成了波浪，字迹被水浸过，晕成了淡蓝色。日记本的主人是一位叫李梅的护士，里面写有这样的句子：“今天救了个十三岁的兵，腿上的伤口能塞进拳头。他说想娘，我说等伤好了，咱们一起打回老家去。”日记到8月15日，戛然而止，最后一行字歪歪扭扭：“听见鞭炮声了，我们赢了。”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老兵院里见到周爷爷。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手指，是被手榴弹炸残的。他说打县城那天，他们趴在玉米地里，等冲锋号响。身边的小战士才十六岁，中枪时还攥着没送出去的家书。“那封信，后来我替他寄了。”老人抹了把脸，“他娘回信说，家里的麦子收了，等着他回去吃新面馒头。”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一面褪色的旗。旗上的黄星已经发暗，边角处缝补过七次。讲解员说，这是抗战胜利那天，百姓们连夜缝制的，举着它在街上游行，队伍从东门一直排到西关。有人把棉袄里的棉絮掏出来，蘸着红药水在布上画星，手冻得通红。
现在的孩子很少见过弹痕了。他们从课本里知道卢沟桥事变，在纪录片里看硝烟弥漫，没有摸过墙上凹凸的弹痕。有一次，我带学生去参观旧址，一个小姑娘指着墙缝里的弹头问，这是不是星星掉下来砸出的痕迹。我说差不多，是前辈们用血肉留住的星光。
傍晚的风吹过操场，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盖住了墙根处的青苔。八十年来，弹痕被风雨磨平了轮廓，却在心里刻得越来越深，就像老槐树的根，在泥土里悄悄蔓延，托着每一片新叶，向着阳光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