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Seidenstassen）这一词汇，此后，丝绸之路这一文化概念逐渐为世界所熟知。20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随着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化，这条联通中外的古老商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的重要意义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知，尤其是以丝绸之路为核心形成的中外文化交流成果，备受关注。近年来，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我们全面理解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诸多新视角与新内容。
刘静教授所著《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外美术交流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力作。作者聚焦中外商贸往来中的艺术品交流，延伸至工艺、技术、审美、思想等领域，为读者系统呈现了中西方美术交流进程中的诸多典型案例与研究成果。纵览全书，其中诸多论述引人深思，为后续研究留有广阔延展空间。通读之后，值得深入探讨与持续关注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既有对中西方美术交流历史轴线这一宏观对象的整体论述，又有对中西方美术交流中微观产品的梳理，特别是关于外销扇、玻璃画、瓷板画、鼻烟壶、牙雕、锡器等具体商品的论述。此类微观视角在当下诸多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缺乏将此类商品置于美术交流视野中的系统研究。以玻璃画中的镜面玻璃画为例，这一门类虽一般被归为外销画范畴，但这一美术形式的源头究竟是舶来品还是本土自主产物，至今仍未明确。《清史稿》提及雍正皇帝为避免浪费，命传教士（宫廷画家）以绘画填补的方式修补锡汞齐局部脱落的镜子，这一记载能否作为玻璃画的源头，还有待更多如刘静教授般的研究者持续耕耘，才可能厘清。当下，需要更多研究者投注目光并展开深入探究。
第二，书中对中西方商贸往来、西方传教士东渡传经、官方外交活动等历史事件的综合梳理，辅以年表式的材料铺陈，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信息是支撑中西方文化交流、美术交流的基本途径与媒介。本书将一些贸易事件、货品单据、外交目标与成果等详加考证并全面准确呈现，研究成果虽然有限，但也该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第三，作者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视野，以多元化、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态度，呈现了中西美术交流的客观结果。其聚焦的“双向互动、交流融合、多元一体”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既有研究中的思维局限，为我们深入理解丝绸之路提供了科学、客观的思维基点。文化交流与商业往来注定不会是某一方的独立行为，因此其承载的交流成果也绝非某一方的专属。作者在书中详细解读了日本“伊万里瓷”风格的形成及其海外市场反响，更重要的是，日本伊万里瓷反哺中国外销瓷后，中国式伊万里瓷亦广为人知。这一案例不仅反映了艺术风格的流变与革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制瓷业面对海外市场变化时的自我调适。此外，因海外订单需求促使中国制瓷行业在风格演化、技术革新、兼容中西文化元素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这些现象都是研究中西方美术交流时不可忽视的内容。
总体而言，本书兼具较强的趣味性与可读性，既能作为中西美术交流领域的普及读物，也能为该领域研究者提供相应的研究视角与材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是一部兼具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价值的佳作。作者在书中写道：“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与融合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只有积极向其他优秀民族学习，兼收并蓄，不断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保持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若从作者提供的这一视角系统阅读与思考，自然会发现文化交流与商业往来密不可分，注定不会是某一方的独立行为，更不可能体现某一方的单向作用。古老的丝绸之路及活跃其上的商旅掮客、仁人志士，曾跨越时空与沧海，以无尽帆影与物资沟通中外，让彼时的人们听到了方外之声，看到了世界的模样，进而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共荣。这大约才是我们持续关注、研究丝绸之路的本质意义，也是这本书所承载的固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