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如启
当年，日寇侵占东北的炮声，撕裂着国人的心，中华儿女岂能容忍？他们毅然走向弥漫着硝烟的战场，置身于民族危亡的抗争中，在抵御外侮中挺起脊梁。
不屈的国人或以枪炮回击侵略，或以笔为剑揭露日寇的暴行，歌颂抗日军民，唤醒民众斗志，凝聚起民族大义的精魂，谱出波澜壮阔的抗日壮歌。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首抗日救亡诗，到七七事变后文艺作品的喷涌，文人志士拔剑拨云，成为不可替代的抗战力量。
危亡之时的号角
文学记录着国运起伏，延续着时代体温。明代戚继光的“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抒发了抗倭的艰辛。他轻视个人名利得失，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自己遭到不公之遇，仍然忠心耿耿驰海御敌。他以繁霜比喻自己的鲜血，形象生动，在艺术表现上极富感染力，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音乐家创作出《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这是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展现出当时国人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爱国情怀，唱出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心声。
随后，“一首抗日的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的《松花江上》，以通俗易唱的方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推动抗日救亡的强大力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失去家园的民众唱着这首歌，流落在西安街头。那呼天唤地的音调，回肠欲断的旋律，唱出了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点燃了九州大地的抗日烽火。
如果说《松花江上》是在愤懑倾诉里唤醒民族之魂，那么七七事变后，所创作的《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则以洪流之势，席卷古老的神州大地，浸润着朴实坚韧的民众，从而兴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团结抗战潮流。
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简洁有力，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战意志，到“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豪情，有力的旋律，撼人心魄的歌词，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鸣，从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重担。
抗日文学在军营和民间蔚然兴起。“一寸山河一寸血”，诗词化为带着硝烟的号角，震荡着民众的耳鼓，直达心底，在民族危亡之时，凝聚起“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共识。
抗战初期所涌现的大量文学作品，既是人民的呐喊，也是民族觉醒的宣言。有“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撕裂暗夜的吼声；有“卢沟战火烧，大地起狂飙”的奋起图景，还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慷慨，这些诗作记下山河破碎的历史，也刻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英雄群像。
苦难之中的记忆
抗战时期，虽然满是艰辛和困苦、泪水与血汗，但中华儿女的壮志豪情从未磨灭。即使家园在炮火中沦为废墟，家人在硝烟中离散，将士们依然坚守信念，无畏死亡冲锋在前。
家园遭侵的伤痛。当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侵占，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摧毁，流离失所的百姓唱着催人泪下的《长城谣》：“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这种处在绝境中的倾诉，蕴含着抗日的能量，觉醒的民众擦干眼泪，充满杀敌卫国的斗志：“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
浴血转战的困境。1938年，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三江大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部队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从松花江畔向黑嫩平原、松嫩平原远征，在“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靠啃树皮、吃雪团充饥，虽然陷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困境，但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意志。
山河破碎的悲怆。日寇摧残着人类文明，一座座城市、村庄被破坏。1937年11月，河北邱县县城被日寇攻破，张还吾描述了日寇的残暴行径：“鏖战邱城日色迷，军民效国血成溪。生人屠尽殃鸡犬，唯有寒鸦绕树啼。”诗中的悲惨场面，激起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恨。而李贯慈的《哭辽东》更是沾血带泪：“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羞……”“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则彰显出对日寇侵占东北的悲愤，以及上阵杀敌的决心。
同胞罹难的锥心。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数十万无辜的生命惨遭屠杀。1939年12月，张恨水写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诗作：“江山如泣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诗句里浸透着对家国苦难的痛惜，对无辜亡魂的哀悼。
硝烟之中的壮歌
穿越抗战的枪林弹雨，我们依旧能看到中华儿女奔赴战场的身影。此时，诗人的诗词里描绘着战火狼烟，映现着全民皆兵的画面。
敌后根据地的壮歌。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开辟出民族救亡的新天地。《出太行》是带着硝烟味的抗战长卷：“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在民族大义面前，一批批女性群体谱写出亘古未有的悲壮：“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觉醒的民众掀起抗战的浪潮，反击日寇，他们像一把淬火的尖刀，从侵略者的软肋刺入，在“百战新师惊贼胆”的威势中，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迷梦。
国军将士的浩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携手共赴国难。军人以血肉之躯筑成民族长城，在烽火硝烟中书写家国大义。张自忠的《满江红》是抗战史上以血为墨的绝笔，“国为重”是所有抗日将士的抉择和信仰，这信仰在家国隐痛、民族大义面前已渗透至骨髓。
远征军的悲壮。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戴安澜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进入缅甸作战，在东瓜、棠吉等地重创日寇，后来率部撤退之时与敌人发生混战，不久殉国。同年秋，戴安澜将军追悼会在广西举行，毛主席亲撰《挽戴安澜将军》一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诗作既是对戴将军个人的哀悼，更是对中国远征军扬威国外壮举的记录。
民族根脉的守护
在民族危亡之时，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代表，共同祭祀轩辕黄帝，向天下宣告团结御侮、守护民族根脉的决心。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主席撰写的《祭黄帝陵》，首先概述黄帝的功绩，接着阐述现实，“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令人感奋。
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平型关大捷，以巧妙的战术，创造了战斗奇迹；台儿庄会战，凭借出色的指挥和坚定的意志，迟滞了日寇南下的阴谋；长沙会战，多次挫败日寇进攻；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寇的囚笼政策。
在守护民族根脉的抗战中，不只有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还有以身殉国的文人、坚守气节的志士。梅兰芳在上海沦陷后蓄须明志，拒绝为日寇演出，即便生活困顿，也绝不玷污艺术与人格。
文人志士以笔为戈、以文为盾，旗帜鲜明地向侵略者口诛笔伐，以呐喊唤醒民心，甚至以性命践行信仰。其气节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精神的缩影。
抗战时期的艺术同样守护着民族根脉。美术以木刻、漫画的形式，在简陋条件下发挥着巨大能量，丰子恺的漫画、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以画笔定格侵略者的暴行与民众的不屈。罗工柳的木刻版画《马本斋之母》，以刚劲线条刻画马本斋母亲大义凛然的形象。
抗战时期的文化，紧密呼应战争苦难、民族觉醒与军民抗争的主题，起到了鼓舞民众、激励将士、威震敌胆的作用。诗词里的“还我河山”、戏曲中的“精忠报国”、民歌里的“故土难离”、小说里的“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等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激荡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