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尧 张凡
继接驳历史与现实的真诚之作《夜北平1938》，作家邱振刚再度创作了属于1938年北平的又一精彩纷呈的谍战故事。不改初心，邱振刚仍延续前作的写法，在历史的沧桑面目上触摸现实的肌肤与纹理，在真实与想象的缝隙之间探查和生成真诚的表达，同时在对历史“具体”的执着确认上走得更加稳健，持续潜心挖掘其所青睐的“那种只属于某段特定历史的故事”，叙事的基点仍锚定在1938年的北平，而这次的故事于珠市口徐徐展开……
小说《珠市口1938》以台儿庄大捷后的武汉会战为背景，匠心独运地采用双线叙事手法，两条线索巧妙交织，引人入胜。开篇点明相隔不远的珠市口与煤市街、繁华与破败仿佛两个世界，珠市口老字号天祥绸缎庄的穆家、正和楼饭庄的潘家、奎明戏院的阮家，这些家族的第二代人物与赴京寻父栖身于煤市街大杂院的苏顺子，在幼年时结下不解之缘，随后因世事变迁而四散各地，这为后文叙事埋下了伏笔，暗示了他们未来命运交织的可能。十几年光景一晃而过，重逢的他们虽各自身处不同的人生轨迹，面临不同的命运与境况。在抗战的连天烽火中，这群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抉择。命运的跌宕更添未知与挑战。而这些抉择与波折，不仅构成了小说扣人心弦的情节，更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以及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与国家兴亡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整部小说的核心叙事点。
小说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民族大义中着重强调了文化对于民族存续与增强凝聚力的不可或缺性。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塑造着民族的性格，指引着未来的方向。因此，战争阴霾中四下昏黄一片的北平，才有无数生命积蓄能量以迎接真正春天的到来。面对日军推行的殖民政策和奴化教育，国文课上诵读的《正气歌》与《满江红》象征着中华民族抗争到底的决心信心。军火、药品固然重要，但文化则是民族不朽的根基。日军逮捕爱国知识分子充当秘密矿井的苦力，黑黝黝的洞口“陆续有蠕动着的黑色物体从山洞里爬出来”，“他们都是人”却“几乎已经看不出人形”，受难的同胞惨死身旁，“却只是稍微愣了一下，就像是没看见似的，继续把手推车里的煤块推到卡车旁，他们没有任何表情，卸完了煤，就像是机器一样，慢慢转过身，又朝山洞里走去”。这些人曾几何时，都是满腔热血、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敢于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公开发表爱国言论，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呐喊。常道热血难凉，然而非人的折磨、无尽的侮辱、连续的奴役与饥饿、接连的鞭打与残忍的杀害——这一切从生理到心理一点点地将他们摧毁——从最初的愤怒、恐惧，到后来的绝望，直至彻底的麻木沦为行尸走肉——这样的情境让人不禁感到深深的凄凉与痛心。可就在这绝望的深渊之中，苏慕祥一行人并未屈服。他们忍辱负重，齐心协力，对自由的渴望迸发出放手一搏的血性，按苏慕祥事先拟定的周密计划与敌人殊死搏斗，最终负责殿后的苏慕祥、黄一杰在八路军的救助下得以逃出生天。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塑造了诸多生动、复杂的人物形象。从小说《夜北平1938》到《珠市口1938》，我们看到了穆立民的成长，年轻一代革命者羽翼渐丰，信仰不可动摇、意志坚定不移、思维机敏通透、行动滴水不漏，后来与苏慕祥旧友重逢，精诚合作接连挫败日军阴谋。不同于穆立民优渥的条件，苏慕祥幼时随母离乡进京寻父，穷苦困顿不改其志。日军的迫害浇不灭他的爱国热血，承自父亲的刚直品性和过人的智谋助其加入八路军，并在游击作战中不断成长，与穆立民可谓殊途同归。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花费大量笔墨塑造了阮化吉这一从意气风发有志青年逐渐“精神下沉”滑入卖国泥潭的悲剧人物。初次登场，阮化吉俨然一副留洋归来上海小开的时髦模样，眼中有着目空一切的傲气，却也能圆滑妥善地化解自家剧院老主顾们因京戏场次减少而产生的责难。国家虽处于危亡之际，但阮化吉对此并不关心，于他而言，拍电影的理想、能卖座的生意才是头等大事。他劳心竭力建造的影棚成了日军控制他的把柄，也成了他卖国求荣的罪证。从诱惑、欺骗到威胁，日军彻底撕破伪善的面具，露出丑陋狰狞的獠牙步步逼近，阮化吉那种事不关己愚昧的天真、一再退让的底线以及软弱的自我欺骗一步步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言而喻，书中几乎每一次行动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与损失，这使得读者在谍战常规叙事技法——危机、反转、解决的意趣中，有了跳出战争故事直面历史的沉重之感与敬畏之心，而这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责任感的彰显。苏慕祥一行人逃离矿井，最终只有苏、黄二人存活，黄一杰还失去了一条腿；掌握日军密码本、截获日军行动安排的计划已被敌人洞悉，驻地险些暴露，中共特工文四方也落入敌手……筹谋与博弈、忠义与背叛、生存与死亡，战争没有所谓赢家，回头尽是人世沧桑。总而言之，小说《珠市口1938》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活立体的人物刻画以及深邃的思想意蕴，为读者铺陈开一段气势恢宏、感人至深的抗战英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