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宸 张景华 董城 杨思琪 刘赫垚 董博婷 孙留馨
一沓家书里，藏着家国大义、儿女情长；模糊的旧照片上，人性的光辉驱散至暗……
信纸已经枯黄，字里行间却依然有血在涌，有泪灼烫。纸短情长处，山河尤可闻。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烈士家书。这是生命的吟唱，也是英雄的绝响；是亲情的牵挂，也是燎原的星火。
拂去这些文物上的历史尘埃，战争的创痛和抗争的艰难依旧刻骨铭心。这是一代中华儿女的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也是古老中国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纸短情长话家国
在卢沟桥边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示着这样一封家书——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这是1942年5月22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太行山的烽火硝烟中，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封家书。谁都没有想到，就在3天后的5月25日，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上一声巨响，让这字字滚烫的牵挂，成为左权留给妻女的最后绝响。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年少离家，投身军旅，十余年戎马倥偬，直至34岁在抗战前线与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刘志兰相遇，喜结连理。1940年，两人的女儿左太北出生，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时光。然而，日寇铁蹄步步紧逼，1940年8月30日，左权忍痛将妻女送往延安。临行前，怀抱不满百日的女儿，留下了全家此生唯一一张合影。谁都没想到，光影定格的刹那，竟成永恒的诀别。
家书，成了被战火阻隔的一家三口唯一的联络纽带。自1940年11月12日的第一封信起至壮烈牺牲，左权在21个月里写下了12封家书，其中有一封遗失了，保存下来11封。
80多年过去了，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但这些曾辗转于烽火线上的信笺，字里行间流露出左权对妻女的深情，勾勒出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挂念妻子入学后的身体恢复，殷殷叮嘱：“你入学后望能好好恢复身体，闲暇时多去看看北北。”他想象着远在延安的女儿：“想来她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为了民族的独立，我们一家三口分在三个地方，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然而，纸上的温情背后，是战事的激烈残酷。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5月25日，在十字岭战斗中，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炸响——火光吞没了那挺拔的身影，太行山悲风凄凄空余响。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
硝烟散尽，这沓穿越烽烟的家书，墨迹虽已淡褪，但饱含的深情却如穿石的水滴，滴滴撞击着人心。这不仅是一个丈夫对妻女的无尽思念，更是一位将领以生命践行家国大义的生动写照。左权牺牲后，朱德沉痛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那段抗战烽火岁月，无数奔赴沙场的抗日战士，都只能通过书信向亲人、爱人、朋友表达思念、传情抒志。这些感人肺腑的书信，早已超出了私人尺牍的意义，更是民族危亡之际血性中华儿女的无悔誓言，是万千将士对和平与团聚最深沉的渴望。
今天，正在展出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中，有一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在这里，左权、赵一曼等抗日将士的家书被朗读传颂。字字滚烫、声声泣血，观众置身其中，听到这些铿锵的字句，无不深受触动。这些珍贵的家书，一定会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如精神火炬般照亮民族前行的壮阔征程。
跨越时空的爱与传承
哈尔滨一曼街，东北烈士纪念馆，一封家书令无数参观者驻足——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中，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封家书的作者赵一曼，便是其中一位。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陈达邦。1928年，怀孕数月的赵一曼被召令回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0年4月，她忍痛将儿子陈掖贤托付给亲戚抚养。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赵一曼奔赴抗战前线，领导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指挥游击队与敌人英勇作战，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敌人称她“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战斗中负重伤被捕。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她不屈不挠。在市立医院监视医治期间，韩勇义和董宪勋协助她逃离。然而，他们不幸被敌人追上，赵一曼再次被捕。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将被押回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今哈尔滨尚志市）公开行刑。在赴刑场的火车上，她深知此去将是生命的终点，心中最深的牵挂，莫过于年幼的儿子陈掖贤“宁儿”（其乳名）。
严刑拷打后，赵一曼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写下这份珍贵的遗言。
她牺牲时，年仅31岁。
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宁儿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这封信，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直到抗战胜利后，这封遗书才被发现——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中，用日文记录下了这封家书的内容，才得以流传。
实际上，这并非赵一曼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一曼牺牲前仍利用家书迷惑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写下一份与编造的口供一致的遗书。她佯装自己和丈夫从江苏来东北做生意，丈夫死在东北，她也步着丈夫的后尘。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啊！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
两封信，身份不同，情意不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深沉的爱与愧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与坚守。
后来，工作人员进行烈士身份核查，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他将母亲留给自己最后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并用钢针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
“赵一曼是深情的母亲，更是坚定的战士”……每每讲到此，讲解员不禁心潮澎湃：“这封迟到的家书，溢满舐犊之情，更饱含报国之心。我们不仅看到前辈先烈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坚毅，也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无声但却响亮的教育。”
“家书泛黄，山河无恙”“教给孩子最深沉的一课”“这盛世，如您所愿” ……80多年过去，不少参观者这样留言。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佟国波说，赵一曼的故事是无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牺牲奉献的缩影。她的家书不仅仅是一封写给孩子的遗言，更是一份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英雄的伟大，在于明知柔情所在，却依然选择为大义割舍。这封家书穿越时空、凝聚大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烽火里的信仰之光
在全国各地的档案馆中，珍藏着许多抗战烈士的家书。写下这些家书时，他们均身处那仿佛没有尽头的长夜，不知道当胜利到来之时，自己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他们将信仰的火种揣在心间、落于信笺，给家人亲朋，给亿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带来光明和温暖。
“因而第二次发颜（炎）内面又化脓，前天又作第三次的开刀，到今天止又是四日未眠……”
1943年初夏，在抗击日寇的一场恶战之后，身负重伤的冀南第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兼第七地委书记肖永智给妻子魏敏写下一封家书，直言自己“在以共产党员的精神在克服着敌人给予我的痛苦”。
“为着革命的事业流洒鲜血是每一个真正革命战士的天职，革命的胜利没有无数的战士为着他英勇无比的，胜利的取得是不可能的……”字里行间，尽是这位钢铁战士的铮铮铁骨。
数月后，部队在山东清平县陈官营（今属山东临清市）遭日军突袭，肖永智在突围时英勇牺牲，时年28岁。
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冀南地区反“扫荡”作战……这些战役的前线阵地上，都曾有他刚毅的身影。
在残酷的战火中，他书写对信仰的执着——
“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如果他没有‘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崇高牺牲精神，也孰不能为一个好的战士，因为革命绝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
1937年秋风萧瑟的时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参谋长赵渭滨，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小房间里给刚考上学的长子写下一封家书。
他在信中记叙了一路走来红军同百姓的鱼水情深，坚定地告诉孩子：“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我自信对于共产党，至少是同情的！就是列宁说的同路人，我自信也是同路人的一个！”
他对儿子的未来满怀希望：“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服务！”
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冷静的预期：“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甚么？”
家书发出5个月后，赵渭滨所在的师于山东滕县全军尽没，那是台儿庄战役的开始。
“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这是赵渭滨在家书中对亲人的勉励，也是对后来者的期许。
“临捕时以手枪向敌射击，弹尽将枪埋藏后拼命北跑，敌有骑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向敌伪讲演……”在一封致胞兄的绝笔家书中，身处日伪监狱的中共代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城关区委书记金方昌这样骄傲地讲述。
那年，他19岁。
在狱中，他被敌人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极端的痛苦中，他只觉得：“我在牢狱是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
他在信中向哥哥提出两个遗愿：第一，是希望他们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第二，是要求他们把弟弟、侄子们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第二天走出牢房前，金方昌蘸着自己的血，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不屈的诗句——
“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
1943年8月，在江苏省六合县，为保卫农民秋收，新四军连长程雄带领战士与日寇英勇作战，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牺牲前，程雄曾在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儿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
1938年盛夏，“白衣战士”罗锦文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这样剖白：“是为国家民族，是为了民族之生存，为全国土地之完整，为世界争和平而来坚持抗战，所以是有意义的。”
辞去西安广仁医院副院长职务，罗锦文执意组织救护队到前线去。炮火中，他日以继夜、积劳成疾。
1939年10月12日，在为伤员赶做手术中途，罗锦文几次昏厥，醒来后又继续工作，最后终于昏倒在手术台边，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时年25岁。
…………
万里山河，无处不是抗战英烈以血肉筑起的长城。
信仰的火种穿越黑暗，照亮泛黄的家书，照亮祖国大地，揭示了一个民族“向死而生”的精神密码。
（据新华社、《光明日报》）
（本版图片均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