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鸿旭
秦汉以来的中国历代王朝，均高度重视并致力实现广阔疆域下的边疆有效治理。历朝都设有机构或者官职负责民族和边疆有关事务，如秦设“典客”、汉设“大鸿胪”、隋唐设有“鸿胪寺”等。但是，由中央设置专职机构，并向各地派员，同时统筹协调各方面关系，形成一套横纵一体的系统边疆治理机构和机制，则以清代的理藩院最为典型。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边疆和民族事务的主要机构，并承担一定外交职责，在清代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如身使臂，贯通从中央到边疆基层的治理体系。清入关后，随着边疆事务拓展，理藩院的机构体系也逐渐完善。理藩院设尚书、侍郎等职，分旗籍司、王会司、典属司、柔远司、徕远司、理刑司六司，至乾隆二十七年成为定制。同时，理藩院还设有蒙古翻译房、满档房、汉档房、唐古特学、托忒学、蒙古官学、俄罗斯馆、喇嘛印务处等专门办事机构，为中央政府面向边疆群体开展工作提供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也有助于强化对重要领域和事务的管理。此外，理藩院在边疆地区还有大量派出机构或人员，掌管驿站、税收，参与处理边民贸易及交涉等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理藩院兼理刑名，凡涉边疆地区的法律，由理藩院会同制定。在司法运作中，边疆地区重案要案或案情复杂的，可全案送理藩院审理，驻有理藩院司官的地方，则由司官会同当地审理。这就使得中央政府以理藩院为枢纽，织就了一张从中央到边疆卡伦、台站的机构体系，还为这一体系的运行和边疆的治理提供了切实充分的法律保障。
以文化人，承担面向边疆群体的礼仪文教等职能。“怀柔远人，协和万邦”是中华文化的治理智慧，通过对边疆各民族群体在礼仪文教方面的塑造与规范，不断实现并巩固边疆群体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依清制，如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喇嘛僧侣、新疆伯克、西南土司等边疆地区的首领，皆按规则分班来京朝见皇帝，称为“年班”，其中所涉的各项礼仪、来去安排等均由理藩院负责。各级封号的边疆首领，皇帝要赏以各种绸缎和银两，即“燕馈”，年班或因事来京，中央政府赏给路程和食宿费用，称为“廪饩”。这些代表中央政府恩赏的礼仪，皆依爵位高低、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也都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还结合礼仪规范，拟定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贵族的适宜封爵，使其世代相袭。“礼”是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核心准则，边疆地区首领对由理藩院主导所塑造的“礼仪”的接受，既是对其自身的引导教化，也意味着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情感接纳。
抚民绥边，协调推动边疆的经济社会事业建设。清朝为保障军需等，对蒙古西北等地的农业生产曾给予扶持。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理藩院遣员到漠北蒙古土谢图汗部，“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种植”。理藩院还多次派人到漠南蒙古地区“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蒙古等地遇有荒年，中央政府即令扎萨克及各旗富户喇嘛人等设法救济，实力不足者，由地方报理藩院请旨遣官查勘，实施救助。理藩院还在边疆地区协助组织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挣脱沙俄的残暴统治，从伏尔加河下游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也由理藩院遵照乾隆旨意，协调新疆、甘肃、陕西、宁夏、蒙古各地，提供大批物资，拨给牧地。此外，理藩院还负责一些边疆地区的户口人丁登记查核、驿站通行管理和保障等公共事务。
总之，清朝以理藩院为枢纽，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因俗而治”的理念相结合，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政治体系，实现了长久有效的治理。透过历史不难发现，理藩院是清代为“大一统”提供政治保障的制度设计，也推动着传统中国的“大一统”迈向新高度。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