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玉全
1984年的春风吹进兵团哈密农场管理局（现十三师）红星二场时，一场关于畜牧业改革的试点正悄然酝酿。农场将存栏牲畜作价出售给个人，消息像石子投入湖面，在沉寂的职工大院里漾开涟漪。彼时的牛奶厂存栏60多头奶牛，是哈密地区（现哈密市）首屈一指的奶源基地。父亲刚从八连调至农科所奶牛厂工作，十年与牛为伴的经历，让他摸透了这些“黑白花”的脾气——哪头牛产奶量高、哪头吃食最省心，他心里早有本明细账。
看着政策落地，父亲眼里燃起了光。可兜里没钱，全家凑了几天也没够数，最终他咬着牙决定“借钱也要拼条路”。那些日子，他东家借五元、西家凑十元，攥着皱巴巴的票子回家时，母亲在油灯下数了一遍又一遍，小本本上记满了债主名字，直到核清数目才敢合眼。当出售奶牛的消息传开，围观的人挤满牛圈，多数人只是摇头叹息，唯有父亲借着职工优先选购的便利，径直走向那两头乳房饱满、血管清晰的“产奶冠军”，红绳往牛角上一系，就算定下了家里的“新成员”。
我牵着缰绳走在回家的路上，奶牛温顺地跟着，妹妹蹦跳着喊：“得给它们起名字！”一头脑门有月牙白纹，一头通体漆黑，我们争了半天，母亲却笑着拍板：“别整文雅词儿，就叫‘月亮’和‘大黑’，好记！”简单的名字里藏着母亲的智慧，就像她总说“复杂日子简单过，日子才会乐呵”。这两头牛果然没让人失望，每天挤出的鲜奶装满桶，成了家里最靠谱的进项。
转眼到了春节，父亲天不亮就去送奶，回家后带着我们贴对联。毛驴车上的“出入平安”、仓库门上的“五谷丰登”，还有牛圈前那张歪歪扭扭的“六畜兴旺”，都是我们兄妹仨的“杰作”。按当时习俗，过年五天不送奶，但母亲执意要给借过钱的人家和居住在周边的老人送奶：“人得记恩。”农历大年初二那天，我和妹妹缠着要去送奶，心里打的是老兵家的奶糖算盘。母亲看穿了我们的小心思，提前包好麻花和麻叶子，让我们带着礼物上门。
骑上二八大杠自行车，我歪歪扭扭地穿梭在连队路上，最难忘的是去马省铃和钟声宏两位老兵家。马奶奶见了我们，颤巍巍地拉着我冻红的小手往火炉边凑，往我们的口袋里塞的全是大白兔奶糖；钟奶奶更贴心，除了糖果还多塞了小鞭炮。口袋里的奶糖硬邦邦的，我们舍不得多吃，只拿出几颗分给小伙伴，糖纸被小心叠成千纸鹤，承载着童年的欢喜。那时候送奶不像现在天天送，隔天送三五家，够喝两天就行，可每次回来，我们的口袋里总装着“战利品”——或许是几颗糖，或许是一个红苹果，都是岁月里甜滋滋的印记。
后来，兵团鼓励发展庭院经济，养牛户、养羊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连队里渐渐有了“赶着牛羊奔小康”的景象。如今再看，当年那两头奶牛早已成为泛黄的记忆，可父亲系红绳的果断、母亲起名字的豁达、老兵家奶糖的甜香，却像刻在年轮里的纹路，见证着一个家庭在改革浪潮里的挣扎与奋进。现在过年，餐桌上鸡鸭鱼肉不缺，时令水果随手可及，但给孩子们讲起“讨奶糖”的故事时，他们笑我们“没见过世面”，我却在笑声里品出了生活真正的滋味——那些藏在奶糖纸里的甜，原是时代变迁中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