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边疆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多元文化交融的区域。从汉唐时期的驿道文书到当代的数字媒介，从汉代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到今日“云端”直播的文化共享，边疆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而是文化交融与情感联结的枢纽。在此过程中，“边疆传播”始终是连接边疆与内地、凝聚多民族共识的核心。通过信息传递、文化交流、教育普及和媒介技术等手段，促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各民族中的传播。在边疆地区，通过信息流通、文化互鉴和情感共鸣，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深化，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逻辑，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依据。
多元文化传播中的共同体意识萌芽
公元前60年，汉代通过西域都护府的设立，首次以行政建制将新疆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表明汉朝对西域地理、人口等信息已有详细掌握。玉奇喀特古城遗址出土的“李崇之印”官印与《悬泉置汉简》中“敦煌太守迎护鄯善王”的公文，印证了汉朝以军政管理与文书制度实现边疆整合。而古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域的物资互通与使者往来，为不同文化提供了对话与交往空间，“多元一体”意识已然在声声驼铃中萌芽。
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确保古丝绸之路的通畅与繁荣。唐朝在西域推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宝贵的治理经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实证。唐朝以开放姿态推动边疆“文化互译”，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汉文与粟特文双语公文，反映出中央政权对多元语言文化的制度性创新。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中原风格的飞天与印度犍陀罗艺术交织交融。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图》中的西域人物形象，也印证了佛教东传中的文化互鉴。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译本《玄奘传》将玄奘西行塑造成“跨民族的精神之旅”，通过共享文化符号强化文化共鸣。
清代通过《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编纂，以地理测绘与文献考据确立新疆在中华版图中的合法性，强化“大一统”意识形态。与汉代“西域都护”的军政管辖、唐代“安西四镇”的戍边体系相比，清代更侧重通过历史叙事、地图绘制等构建文化认同，使“多元一体”理论从治理实践升华为精神共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边疆与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互动，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有了历史依据和传承脉络。
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盘踞新疆大部。1876年《申报》连续刊载了多篇与清朝收复新疆之战相关的报道和分析，对“收复新疆”“保国卫民”的正义行动进行广泛宣传和舆论动员，激发大众对边疆的关切。1876年7月《申报》社论称“凡我华胄，当捐资助饷，共纾国难”。《申报》报道引发江南士绅响应，胡雪岩等商人通过“西征借款”筹集军费。张謇、王韬等知识分子夸赞左宗棠为“当代班超”，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期间刊印《圣谕广训》，设立义学推广儒家经典，通过教育传播强化“大一统”意识形态。在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左宗棠更是带领将士沿途种植柳树，形成从西安至伊犁的“绿色走廊”。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经略，有力抗击了外国的侵略，巩固了国防，维护了统一，推动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北边疆与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左公柳”作为物质文化符号，至今仍是边疆治理的文化地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从开辟、保障国际物资交通线，到抗战动员、义演募捐、文化劳军等，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下，新疆各民众团体通电全国称：“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吾人之素志，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1938年，《放下你的鞭子》《无名英雄》《血祭九一八》等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剧目来到新疆，使新疆的抗战话剧运动走向繁荣。1938年，《新疆日报》开辟“抗战烽火”专栏，刊发了大量爱国诗篇，以抗战为核心的“边疆文艺”成为凝聚抗战共识的载体。在“抗战文艺”的宣传动员中，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战募捐的高潮，募捐物质极为丰富，有寒衣鞋袜、马匹、粮食、牲畜、防毒面具、飞机等，义演募捐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捐献战斗机154架，边疆与内地通过媒介联动形成情感共振，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叙事。
共同体意识的丰富与升华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任务。在共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各民族建立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政治认同，为统一的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多语种媒介实现政治理念的在地化。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际，《新疆日报》以四种语言刊发标题为《动员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奋斗》的社论，聚焦民族团结与社会主义建设，彰显“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理念。1960年代，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栏目，通过“马背上的收音机”将政策话语嵌入牧民日常生活，柯尔克孜族牧民称广播为“来自首都的声音”。这种多语种传播实践不仅传递政策信息，还构建着符号化的“共同体”，使制度优势通过媒介技术转化为可感知的体验。与此同时，兵团石河子垦区通过“田间广播站”、宣传队向职工群众传播农业技术与党的政策，向周边群众传授棉花种植技术，印证了“经济互助”如何通过“发展共享”成果强化共同体归属感。兵团文艺宣传队创作《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歌舞剧目在全疆农牧团场巡演超千场，将“扎根边疆、保卫国土”的价值观转化为文化记忆。这种“示范性传播”揭示：边疆治理以经济发展为基石，以文化共鸣为纽带，实现了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再生产”。
改革开放后，新疆通过落实“文化润疆”“对口援疆”等战略部署，构建经济和文化双重互嵌机制，从而深化共同体意识。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行，各族群众既能共享话语体系，又能守护新疆文化多样性。在基层实践中，乡村“大喇叭”与“农牧民夜校”配合，“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用特有方式宣讲政策，使惠民工程成为干群信任的纽带。而通过产业援疆、人才援疆等方式，进一步实现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结，使“共富叙事”成为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根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当农民群众因“煤改电”工程过上暖冬，当电商直播让沙漠边缘生长的红枣走向内地，边疆发展已超越区域均衡范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进一步打破了传统边疆传播的物理隔阂，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联结的纽带。当远在和田的农民直播玉石雕刻，将传统手工艺转化为“数字商品”时，这种传播不再是单向的“形象输出”，而是边疆群众与内地网友的交流互动，全新的传播范式正在助力边疆经济发展。
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到5G时代的“云端共生”，“边疆传播”正通过“文化共同体”叙事重构边疆话语体系。我们要在历史经验中提炼“和而不同”的智慧，以文化浸润加深沟通理解，以发展共享凝聚思想共识，以制度创新保障长治久安，使地理边疆成为文化边疆与情感边疆，使边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在地化场景与生活化实践。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