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呼林
我曾在《拜年》中提过外公有个胞弟，其实外公还有一个妹妹，母亲管她叫姑婆。无论身材，还是气质，外公都是他们当中最为出众的，这一点仅凭他的家庭地位就能看出来。那个年代，无论大事小情，外公都拥有绝对话语权，不光因为他的倔脾气，更因为年长者与生俱来的权威。
我把外公的妹妹叫姑姥姥。对于外公家来说，姑姥姥从小到大似乎都不怎么显眼，我见到她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要不是母亲经常提起，家里谁也不会想到她。她慈眉善目，身高一米五六，比母亲还要消瘦。听说，她从小就患了病，但具体是什么病，我并不知道。
在我的记忆中，姑姥姥一年四季总是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头巾。逢年过节，她每次到我家，都会带来一些前一天晚上煎好的油饼之类的食物。她并不和父亲多说话，进屋后自顾自地坐在炕沿上，和母亲絮叨着村头柳树上的枯枝、山坡上冒尖的麦苗、家里牲畜的数量，一双小脚悬在炕沿下，像秋日里两片被风吹皱的枯叶，轻轻摇晃。
那年暮冬，母亲从县城医院出院后，姑姥姥第一个来家里看望。她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子骨，眼里的泪花扑簌落了下来。她依旧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色头巾，边角磨出的黑色小球在风里打颤，任凭她怎么擦拭眼里的泪水，也掩饰不住长者的慈爱。
姑姥姥的老伴儿，我喊他姑姥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那身板比外公还壮实，一米九的大高个，干活时青筋暴起，胳膊一抖，能把铁锹抡得老高。姑姥爷干农活虽是好手，但肚子里的墨水却少得可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平日里就爱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同村路过的人总会打趣地问：“史老汉又当门神呢？”他顶多抬一下头，也不去理会话里话外的意思，烟锅里的火星子噼啪两下就当回话了。
老两口的大儿子争气，现在已经儿孙满堂。倒是他们的二儿子挺让人操心，快五十岁了还是单身，常年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天南海北到处跑，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直到姑姥姥去世，他也没有娶到媳妇。今年过年回家我再次见到他，他并不是愁容满面的样子，反而愈加精神了，想来，无牵无挂也是极好的。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姑姥姥和姑姥爷的性格有点像，平日里说话都是慢悠悠的，连舀猪食的瓢都像约好了似的，姑姥姥顺时针搅三圈，姑姥爷必定逆时针晃两下。院门口青石板上他俩的补丁鞋印，雨天积水时总叠成对称的月牙儿。就连村里的小孩翻进院子偷杏吃时，他俩也会异口同声地喊道：“树梢上的要留着喂鸽子呢！”
那年，我在南岔中学读初中，午间放学的铃声还响着，我就已蹿出校门。有时遇上宿舍煤炉熄了火，我就跑去姑姥姥家蹭饭。那时候老家通信还不太方便，每次去她家，我都不会提前打招呼。姑姥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孩子的搅扰厌烦，好像算准了我会去，灶台上永远煨着带豁口的铝饭盒。
那些年，我总以为姑姥姥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后来才懂，不过是有人把屋檐下的烟火气，熬成了等待的耐心。
我已记不清蹭饭的次数。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再一次去姑姥姥家蹭饭，她刚从麦地里锄完草回家，那条蓝色的头巾上积满了黄土。她见我在门框边探头，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抖一抖头巾上的黄土就往水缸边走，边走边说：“早上的灶膛灰还烫着，正好做饭。”她拿起火钳拨弄炭火的动作像给麦苗间苗般熟稔，火星子蹦到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上也不理会。
姑姥姥用粗瓷碗从木头柜子里挖出一些磨好的秋麦粉，碗磕在案板上的响声惊醒了在热炕上熟睡的小花猫。掺温水时，她的食指总会先试探勺里的水温，随即白面粉就粘在了手心。案板上的面团经过反复揉搓，逐渐泛起柔和的光亮，姑姥姥摊开掌心给面剂子塑形的一瞬间，清晰的掌纹在面团上拓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像极了海里的波浪。一会儿，阳光从窗户洒进来，在把面团照得金黄的同时，悄然落在她的手心里。
揭开锅盖，水蒸气混着菜园的气息迎面扑来，埋在火堆里的鲜辣椒早已被烧得疲软。姑奶奶三下五除二，一顿揪面片就做好了。她从柜子上的瓷缸里取出两根胡萝卜切成片，挑最脆生的夹给我，自己却把干硬的菜根嚼得咯吱响。姑奶奶总说，“一双筷子的事，不算麻烦”，她撩起围裙擦完手上的油星子，又往我碗里夹了块瘦肉疙瘩。没错，这就是家的味道。
看着秋天飘落的树叶，我总会想起姑姥姥的掌纹，那带着体温的面团，将成为我永远忘不掉的记忆。即便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但每当我回忆起初中时光，姑姥姥和面的身影总会浮现在眼前，那矮小瘦弱的躯体，以及那条蓝色的头巾，总与一个长辈密不可分。
姑姥姥去世，对于一个村庄来说，只是少了一个平日里能够坐在一起说话的人，少了一个锄麦地的人，仅此而已。虽然村庄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发生太大变化，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失去了亲人，即便时间过去很久，每当想起，大家仍然会心有不甘，抑或是感叹，抑或是悲伤，但终归还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抚平了忧伤。
夏天又来了，姑姥姥的掌纹依然足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