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福
昆仑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政治理念、民族精神、文化艺术和人文生活。昆仑文化具有国家性、神圣性、源头性和现代性等特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功能。综观昆仑文化生成发展史，始终与中国的西北地区密不可分，是西北地区的优质文化资源。
昆仑在西北
中国早期的天下观与宇宙观
顾名思义，昆仑文化就是以昆仑山为中心而生成传承的文化。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昆仑山自古以来就在西北，这是因为不仅有先秦以来大量的文献记载为依据，更被汉代以来认定的地理昆仑山所证实。早在《山海经》的《海内西经》中就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之后的历代文献都认为昆仑山在西北，只不过在具体的位置所在上有诸多差异。综合各种文献典籍来看，古人所谓的昆仑山大致包括今天的青海全境和新疆、西藏及甘肃等省区的部分区域，这恰恰与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相吻合。
“昆仑在西北”，这一坐标为昆仑配置了时空场域。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上，演绎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昆仑神话传说和历史传奇故事，并逐渐融合各种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昆仑文化。但是，这并不表示着昆仑文化是区域性的，值得注意的是，昆仑文化是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在古代典籍上，有昆仑在大地中心的说法，如《禹本纪》记载，昆仑“盖天地之中也”，于是乎出现了昆仑山究竟在西北还是在中原的讨论，有人认为昆仑山本来在中原王朝中心，后来才被移到了西北。
其实“昆仑在西北”和“昆仑居大地之中”并不矛盾，恰恰反映了中华先民们有着广阔的地理视野，具备开放的天下观和宇宙观。在古人观念中，“昆仑在西北”是指昆仑山在神州西北，古轶书曾记载：“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而“居大地之中”是指在整个土地上，昆仑山处于中心地带。清朝乾隆皇帝综合前人诸说和当时的地理知识后认为：“昆仑居大地之中，天下万国环之，昆仑以东，我大清国最大。”这样的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人自古就把昆仑山放在“天下”予以审视和想象。
昆仑山最早形成文化意象和成为昆仑神话中的大圣山时，就蕴涵着古人的天下观和宇宙观。西晋学者范望给汉代扬雄的《太玄经》中的“昆仑”二字做注说：“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也。”宋代学者丁度在《集韵》中说：“昆仑，天形。”反映出古人对昆仑的理解。根据文献典籍对昆仑的描述，昆仑有“混沌、圆形、天穹、天下”等本义和引申义。综合《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诸多文献的描述，昆仑又称昆仑山、昆仑丘、昆仑墟等，是天帝之下都。山高万仞，方八百里，其南渊深达三百仞。山上有着极为丰富的神树灵草等神物，其中建木、铜柱是连接天地的通道，众神由此上下。山与俗世隔绝，唯有射日救民的后羿方能登上。先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想象，建构了他们朴素的天下观和宇宙观。
帝之下都
昆仑神话是昆仑文化重要的源头
神话是民族的、具有神圣性的文化综合体，中国古典神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昆仑神话更是昆仑文化最重要的源头。昆仑神话是神话时代的先民们，以昆仑山为神圣空间、以全民信仰为核心的神圣叙事，反映着人们对天下、国家和社会秩序伦理的观念，对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典神话中，“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即轩辕神灵在大地上的都城，所谓“昆仑三成（层）”实际是天穹、人世间和大地（包括地下）的立体象征，以“天”涵盖天地空间，以建木等连接天地人。而描写的昆仑山本体和外围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大地苍茫无际，都是以昆仑山为中心，而处于山巅的帝阙悬圃就象征着天，天帝黄帝就坐乎其上，俯瞰着整个世界。这样的天下观直接影响着古代王朝的政治秩序理念，即建设盛世，象征黄帝的皇帝端坐在帝阙龙椅上，接受着万邦来朝，呈现出一派天下大同、和熙繁荣的景象。
不仅如此，由于在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昆仑山与黄帝密切相关。《穆天子传》描绘道：周穆王西巡，登上昆仑山，瞻仰了黄帝的宫阙。为此，人们还把昆仑山看成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原乡，所谓“赫赫我祖，来自昆仑”，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这只是一种想象，却有着极强的文化影响力，因为神话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也不等于实实在在的信史，而是一种具有民族信仰的文化综合体。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源头之一，神话不等于历史，却有着历史的影子，是文化的真实投射，长远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发展史。
河出昆仑
昆仑山从神话传说到现实地理
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神圣而且遥远神秘，这样的山在现实中到底在哪里？如何找到这座圣山，也是必须考虑的。
“河出昆仑”，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古书《禹本纪》的说法，是对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最简洁而清晰的表述。这种说法在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如“河出昆仑墟”“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等。在古人的心目中，昆仑山之所以有着神圣地位，是因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正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由于母亲河源而使昆仑具有祖灵所在、神圣至上的禀赋，被认为是龙脉之源、万山之祖。
正因为“河出昆仑”，要找到昆仑山，只有沿河上溯，河源就是发现昆仑山的标志性地理位置。在数千年的昆仑勘察史上，都是沿着黄河或者以河源为基准来考察发现昆仑山的。尤其在清代，为数众多的官员、文人在新疆、青海、甘肃等地，亲自前往昆仑山脉下，进行考察记录和学术讨论，蔚然成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河源昆仑”是中国人不能磨灭的精神情结。
在历代中央政权主导下对昆仑山的考察测定中，发生时间最早、历史影响巨大的是张骞凿空西域之旅、汉武帝钦定河源昆仑。张骞奉旨通西域，经过于阗国（今和田），发现其南山雄浑磅礴，有水下流，东注盐泽（今罗布泊），根据当地传闻，认定这里就是河源昆仑，并以为河水潜行地下，东南出积石山为黄河。张骞回长安后向天子报告，于是“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山云”。在此基础上，班固根据其弟班超等“汉使”在西域更广阔范围内的见闻，在《汉书·西域传》中进一步提出了“河源重源说”，认为黄河还有一源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汉代的“河源伏流说”和“重源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清末，虽然早已明知河源在青海西南部，有些学者仍然坚持河源在新疆，形成学术史上的一大“聚讼公案”。
综合而言，这些实地考察都是在国家强盛稳定时期进行的，同时，随着西部疆域的变化，昆仑山也在不断移动着。汉武帝时经略西域，张骞便发现于阗南山为河源昆仑。而在元代，青藏高原正式纳入国家版图，河源昆仑移到青海。清初开始治理西藏，康熙派员“往绘西海西藏舆图”，认定冈仁波齐是河源昆仑。这几次显然与国家疆土的变化有关，借用华夏民族的精神家乡昆仑山所在来宣示国家主权，具有鲜明的国家疆域意识。而到乾隆时期，边疆整体稳固，对河源昆仑的勘定归于整体梳理，于是通过寻觅河源、祭祀河神来确定地理方位的昆仑山，同时贯通昆仑诸说，并下旨编写了《河源纪略》一书。
由于地理测绘技术的局限，这些考察都是带有想象性的。清朝为了绘制完整的“大清一统图”，派员多次勘察测绘西部边疆，其中不乏掌握着西方地理学方法和地图测绘技术的外国学者。通过测绘，发现西部有一座比人们想象得还大很多倍的山脉，绵延于新疆、西藏、青海，它正符合神话昆仑山的特质。此山不同方位的山峰，就被前人称为昆仑山。于是结合神话传说和昆仑诸说，现实中的昆仑山便清晰地显现在《皇舆全览图》等舆图上。所以清代外交家许景澄说昆仑山脉“其地绵亘二千余里，西洋人通称为昆仑山。”
这就是昆仑山从神话传说转为现实地理的漫长历程。神话昆仑是先民们根据自然地理特征想象出来，是现实的折射反映。在此基础上的昆仑文化，则是基于神话传说等文化观念而建构出来的文化意象；现实的昆仑山又是考察者们根据神话昆仑而逐渐“描绘”出来的。它们之间既有很大差异，又有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昆仑文化的地理标识。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中，昆仑山与黄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圣山圣水的山水结合，昆仑山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山宗水源。
神州处处昆仑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
昆仑文化源远流长，并不拘囿于西北一方，而是广泛传播，被自上而下的人们乐于接受和在地化，宇内诸多的山脉和高山，被看作是昆仑山脉或者支脉，甚至出现了很多与昆仑有关的地名、遗迹和传说故事，其中以昆仑、王母、瑶池等命名的，不胜枚举。于是形成了神州处处是昆仑，甚至“海外亦有昆仑”的“天下昆仑”现象。
正如明代学者何景明所言：“今夫州齐九野，雍城西北昆仑奠其区。宇内之流，必山为宗。宇内之山，必昆仑为宗。”“雍城”是东周时期秦国的首都，遗址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境内，何景明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多年，他以周代的雍城为界，把昆仑山配置在西北，说明昆仑山是古老的神圣大山，并强调宇内九州，皆以昆仑为宗。这种观念在历代诗文中俯拾皆是。民国年间编修的《张北县志》进一步明确宇内之山都是昆仑，其“山脉”一节中写道：“布满中国内部及满洲者，曰昆仑山。我黄帝发祥于昆仑山，为中华国民之祖，昆仑山为中国群山之祖，地理与人物，大有关系也。”
更重要的是，古老的昆仑观念对中国的诸多人文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昆仑天文对历代皇宫建筑的影响。神话昆仑山圣境一一对应着天象和现实地理，被称为帝阙的空中花园悬圃，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宫，古代天文传说中那里是天帝居住之地，所谓“紫微垣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而汉代长安的未央宫、唐代洛阳的紫微城、明清时期的紫禁城等，都是由紫微宫（垣）来命名或修筑的。紫微宫附近的北斗七星被中国人认为是“帝星”，其形状又与神话昆仑中的圣境阆风相似，《十洲记》说：“昆仑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燿，名阆风巅。”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以北斗星比喻启迪思想、引领方向的领袖人物，视为具有神圣性的精神中心。
在文化的建构上，昆仑玉井对应的是二十八宿中的玉井星，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仙境玉井逐渐演变成了瑶池乐园。但是玉井星在古代天象学中本来是“主水灾”的，而瑶池的出现，实际上又反映了事物的两面性，水既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害。或福或灾，取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仔细考察昆仑神话中的阆风、悬圃等圣境，都与天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昆仑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可谓比比皆是，只不过因为传承时间的久远，原来的含义被后来赋予的意义所替代，于是人们日用而不觉。比如昆仑山从下而上呈现为三成（层），山上万物皆有，山下“三千弱水”环绕，这个“三”的数字和原始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如果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显抽象的话，而在昆仑神话中却是形象的描绘，更容易被广泛接受。从文化意义看，“三”并非仅仅是三，而是表示多，所以才叫“三生万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夫子读书韦编三绝，刘备三顾茅庐而终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类似的成语又如“三皇五帝”“三朝元老”“三卿三公”等，尤其是“三羊开泰”“三星高照”“三缄其口”“三思而行”“三令五申”“三番五次”“三推六问”“举一反三”等，被人们用于日常交流，但不知源自昆仑文化。当然，文化还原是学者们的事，使用权却是广大人民的，其深远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昆仑文化影响中国文学艺术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如诗词，从屈原的“登昆仑兮食玉英”到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何止千篇。由此可见，昆仑文化早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
构建共有精神家园
昆仑文化的重铸与未来发展
新疆、青海以及西藏、甘肃等省区是昆仑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区域，不仅有悠久的文化传承历史，而且有当代的文化创新，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交通、农业、工业等发展建设和民族团结、文旅融合、学术研究等文化建设，为昆仑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在昆仑山，民族精神始终激荡。比如，中国人在“世界屋脊”修筑了川藏、青藏公路等交通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昆仑奇迹”。边防战士长年累月在风雪严寒的昆仑山上戍守边疆，以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的尊严、版图的完整。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和睦团结，开发建设，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一切都是丰富昆仑文化内涵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昆仑山下屯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兵团在西北边疆谱写屯垦戍边新篇章，兵团人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如同新的开天辟地。“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兵团人经过70多年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使荒原变成了沃土良田，在戈壁上建成了一座座现代化城市，稳固了西部边陲。正是在这样的历练中，凝结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兵团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昆仑文化的滋养。
在新时期传承弘扬昆仑文化意义重大。近年来，从举办昆仑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到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文旅活动，昆仑文化的研究和转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们要在继承发展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从历史与现实、全国与区域等多个维度，从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阐释昆仑文化，为昆仑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新观点、新课题，拓展昆仑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领域。昆仑文化方兴未艾，今后，我们要自觉肩负赓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昆仑文化的思考与实践，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昆仑文化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