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现锁
拿到学校的报到证，我心里非常激动。
我从兵团生源调配到地方分配，学校是做了一番努力的。在20世纪90年代，我被分配到一个技工学校工作，工作很轻松，不需要写教案，也没有人去检查作业的批改情况。上完课就是自己的时间，可以看书，可以逛街，不需要签到，出去的时候只要跟校领导打一声招呼就行。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跟团场严明的纪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同学羡慕我，我也暗自庆幸。
工作后的第二年，我结婚了，妻子是我上高中时团场学校的教师。当时我没有给妻子找到合适的工作，她也不愿意离开学校，我们就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妻子在当教师的第二年就获得了师先进教师荣誉，她很珍惜，也很感激学校的培养。她更舍不得离开学校了。那几年大批上海支青回城，团场教师严重短缺，校长找到我说：“回来吧，你们老这样分着也不是事。学校现在正缺老师，这是你的母校，大家也都熟悉。”就这样，我回到了团场，在母校当老师。
那时候团场学校从大中专院校分配的老师还不多。大部分教师是从连队有高中或初中学历的职工中抽调上来的。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越感。但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很快被现实所击碎。我就像一辆没有上紧螺丝钉的自行车，走到哪里都咣咣啷啷，在老师们匆匆忙忙的脚步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让我引以为傲的母校，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高考成绩总是在全师名列前茅。从母校走出的校友，有上清华大学的、复旦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的，还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学校老师大多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职工子弟。就说姚辉挺老师吧，他的地理课教得特别好，高二的时候理科班开地理课，他能把我们理科班的学生全部吸引住。我们淘气时，他那假装生气的样子，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调到农一师（现一师）中学，在那里评上了高级职称，并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
这些辉煌都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我顿感危机四伏。因为学的不是师范专业，我如饥似渴地补课，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见到就读，我甚至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函授大学的学习，专修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十几本心理学书读下来，我眼界大开。我又参加了自学考试，利用两年时间拿到了毕业证。就在这些繁忙之中，我的文学梦重新被点燃。在而立之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在当年获得郑州小小说学会新人奖。在此激励下，我斗胆报考鲁迅文学院函授班，并荣幸地被录取。
那年暑假有20天的面授，我和妻子就开始攒钱，准备路费和食宿费。但因为一些原因，那年面授取消了。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然没办法读万卷书，那就去行万里路吧。我带着女儿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一路游玩，攒的那笔“巨款”很快花完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这次不在计划中的旅行，让我大开眼界。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在奎屯，我找到奎屯日报社，把为面授准备的作品交给副刊编辑，并与他们做了一次长谈。本来以为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两个月后收到报纸样刊和稿费，让我感受到文学路上并不孤独。
在团场，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向前，向前，再向前。有一阵子我痴迷上了写新闻，利用业余时间去采访一位校长，校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总是用冷冷的眼光看着我，那次采访最终无功而返，但我没有因此而放弃。不久以后，我的新闻稿开始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还引起了北京一家刊物的注意，他们专门派记者在我们学校成立一个小记者站。
“你是一个腼腆得说话都脸红的人，哪来的这些勇气呢？”有一个朋友问我。我想了想，说，也许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我们的团场从无到有，老军垦用坎土曼小推车开垦出万亩良田，在苏联专家断言盐碱太重，不适合种庄稼的情况下，夺得了水稻全国单产冠军的奇迹。在兵团，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在兵团，总有一股劲在推动着，使自己跳起来摘到原来自己都不敢想能够到的果实。后来我想，“这股劲”就是“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吧。
正是这股劲儿，让我牺牲业余时间到托喀依乡采访，后因生病无法继续采访，就请一个作家朋友接着采访，共同完成报告文学《逐梦路上》，这部作品获得2023年兵团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文学类重点项目扶持。我也因此获得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优秀作家光荣称号。
这些，对于一个基层作者，都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知道，这些成绩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取得的，但我尝试了。我的自信来自兵团，兵团总有一种“推背力”，推动着我从“不可能”走向“可能”，最终达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高度。
今生有幸入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