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增杰 初明远
不久前，笔者来到十三师红星二场采访，三位耄耋之年的老军垦李新华、林祥庆、南佰义正在红星军垦博物馆内给孩子们讲述兵团人当年开发建设边疆的故事。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皱纹满面。
“这皱纹，年轻那会儿是风吹日晒出来的，现在是笑出来的。”他们说。
当笔者问及农场这些年的变化时，三人异口同声地说：“如今这日子，越过越幸福。守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心里踏实。”
一
“我们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日子。”率先开口的是林祥庆。他上过朝鲜战场，参加过马良山战役。
1959年，农五师（现十三师）的干部前往四川招人，林祥庆第一时间报了名。“根红苗正、念过几年书”的他，如愿以偿来到兵团。
“党让干啥咱就干啥。”林祥庆说。
刚来，他被派到红星一牧场当文化教员。
当时没有正式的教材，为了教学员认字，林祥庆想了不少办法。他找来许多旧报纸，剪下相关的文字贴在日常用品上，就这样，学员们学到的字越来越多。林祥庆还因此受到表彰和奖励。
1962年2月，林祥庆来到红星二场工作。
“我们刚来的时候，农场什么也没有。大伙儿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林祥庆说，戈壁滩上覆盖着厚厚的碱土层，挖建地窝子，他们要先将干裂得如“乌龟壳”一般的碱土层挖掉，再向下挖出斜坡，作为地窝子的入口。从斜坡向下，还要挖出一个约两米深的长方形大坑，然后就地取材，砍一些红柳枝作为房梁屋架，屋架上铺上一层芦苇，盖上一层土，地窝子就算建成了。
林祥庆回忆说：“当时的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冬天，戈壁滩的温度在零下20多摄氏度，我们睡在地窝子里冻得直打哆嗦。有时一觉醒来，头发上、眉毛上会结出一层冰花……”
这样的地窝子，他一住就是近10年。
那会儿，大伙儿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林祥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宣传工作。但喂猪、放牛、种地等农活，他基本都干过。
“长年累月过这种苦日子，后悔不？”曾有人这样问他。
林祥庆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名老兵，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后悔。”
“这些年，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四通八达，职工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林祥庆说，如今，自己身体挺好，耳不聋、眼不花，吃嘛嘛香。
逢年过节，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林祥庆会一遍遍嘱咐孩子们：“共产党，是真亲！你们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二
“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李新华开了口。
李新华说的“好时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转业来到红星二场。
李新华是湖北人，在部队时，他一直表现出色。
“去哪儿都一样，到兵团，还是兵。”1966年3月，李新华从部队转业至红星二场。他被分配到一连工作。半年后，连队公开选举干部，“肚里有墨水，干活不惜力，啥事冲在前”的李新华被选为副连长。
后来，李新华又在红星二场五连、林管站等多个单位任职。他在五连工作时间最长，干了15年。
李新华说的另一个“好时候”，是农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最有成就感的日子是在五连，当时实行大包干，职工兜里有钱了！”李新华说，1984年，农场推行“大承包”，按组分配。那会儿，五连有110多名职工，可耕地面积多。
“10户一组，自由结合，一组一个条田。”李新华说，当时实行自选组长，小麦、高粱、西瓜等农作物和瓜果，都可以种植。
当年，农场还提出兴办家庭农场，落实“一主两翼”，即以职工家庭承包、兴办家庭农场为主体，以职工开发性家庭农场和发展职工庭院经济为两翼，拉开农场改革的序幕。
头一年，连队职工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李新华告诉笔者：“当时买一袋20公斤的面粉，需要8元2角5分，你算算，职工一年挣了多少袋面粉！”
第二年，农场进一步调整承包组合形式，“大承包”变作“小承包”：责任到户。这时候，土地承包到职工个人，农场开始推广种植葡萄、洋葱等经济作物。
改革，让职工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让职工看到了希望。加之当年棉花的大面积推广，越来越多的职工在地里收获了“金蛋蛋”。
1990年后，连队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渐渐地，连队有了“万元户”，当时五连每户家庭年收入平均6000元到8000元。
为鼓励生产，连队还经常举办各种劳动竞赛。取得名次的个人，会获得自行车、电饭煲等“时髦”奖品。
那些年，李新华获得了许多荣誉。
“后来，连队职工不仅有了摩托车，还有了小汽车，住上了楼房……党的好政策，让职工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说起农场的变化，李新华笑得一脸灿烂。
三
“我是吃了半辈子苦，享了半辈子福。”南佰义接过话茬，爽朗一笑。
南佰义和李新华是同年兵，也是同年从东北转业来到红星二场。
南佰义力气大，从事过很多工作。
1969年6月，农五师哈密管理处（简称哈管处，为十三师前身）精挑细选101人，参加援建中巴公路，他是其中之一。
“那些年，最累的是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南佰义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海拔高，喘气难。最难忘的是年夜饭，因为吃上了红烧肉，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
当年，因为路途遥远，工人的吃喝全都靠从山下往山上运输。他们在工地上常吃的是粉条，偶尔有白菜、胡萝卜等。
春节临近，哈管处想方设法为他们送了一批好吃的，不仅有红烧肉，还有鸡蛋、海带、粉条、豆芽、咸菜等，非常丰富。
“可惜海拔高，水的沸点低，好多东西是夹生的。”南佰义叹了口气。
回国后，南佰义打过井、种过地，靠着一股子勤劳劲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992年，靠着种植棉花，我得了个‘万元户’的奖状。”南佰义骄傲地说，“1993年，我的事迹还上过《新疆日报》。农场给我发的背心、搪瓷缸子，根本用不完！”
从事了一辈子体力劳动，南佰义觉得幸福的一个很重要标准就是“吃得好”。
从当初的“高掺馍馍”（70%苞谷面+30%白面蒸的馍馍），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到如今啥营养买啥，啥好吃吃啥，南佰义形容当下的日子是“掉到了福窝窝！”
采访结束了，几位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出门。
抬头望，碧空如洗。
“这天儿，是真好！”林祥庆喃喃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