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才
千百年来，羌笛以悠悠之音起于西北关塞，在文化传承与文明延续中久演不衰，令人感喟。初闻羌笛始于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这首诗借离别之意表达思念之苦，足见诗人的凄美情愫与寂寞孤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羌笛的认识并不多，倘若论及，也多是以这首诗为架构，对羌笛的外观形象和艺术呈现略作刻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趋于合理却不置可否。不过，正是由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广为传唱，羌笛的美学印象才能深深印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千百年来历久弥新。特别是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当下，羌笛愈发熠熠生辉。
羌笛历史尚可寻
羌笛是羌人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久远的地域文化属性。作为一种六音阶单簧竖吹乐器，羌人以生长于山巅之上的油竹为材料，依次经过削割、打孔、捆扎、嵌簧、刻画等工序，最后上油、涂蜡制作而成。油竹质地坚韧、纤维细密，且不易开裂，制作出来的羌笛声线细腻、清脆婉转，嘹亮的声音传递数百米远而不绝，常常给人苍凉之感，是羌人智慧的结晶。
在羌语中，羌笛被称为“其篥”“士布里”或者“帮”，有笛管之意。从时间脉络上看，羌笛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史。有关羌笛的最早文字记载是东汉马融的《长笛赋》，从其所言“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不难发现，羌笛是横排双孔并列的乐器，即“双笛”，这与生活中常见的单排孔竖吹乐器迥然不同。
关于羌笛的文字解读，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羌笛”词条中描述为：“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可见，羌人在制作笛类乐器中具有先天优势，甚至可以说，在竹质类管型乐器的发明与创造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早期制作羌笛的真正材料是鹰翅骨。古时羌人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在高山环抱的西北大漠边缘，鹰是最为常见的飞禽。羌人最初便把捡来的鹰翅骨钻孔打磨，并在端口处填入野草进行吹奏。这种简单而粗糙的艺术品尽管在众多民族乐器中并不显眼，但其音色震人心魄，低音如洪钟，高音辽远深邃。羌笛自此传承下来，成为羌人远游抒怀时随身携带的喜爱之物。
关于羌笛的诞生，至今流传着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相传，远古时期有一对男女，男子叫杨宝，女子叫歌布，两人情真意切，却被险水阻隔两岸。于是，住在河西的杨宝发明羌笛，日夜吹奏，借此表达相思之情，居于河东的歌布制作口弦以此回应。后来两人溯流而上，终成眷属。这一传说与牛郎织女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羌笛不但与人类历来追求的情感寄托若合符节，而且在艺术转化中一脉相承。
更吹羌笛关山月
羌笛在古代的历史舞台上，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在唐代的边塞诗里，以羌笛入诗的作品经常有之，在大漠孤烟的塞外密集传播。唐代诗人岑参写道：“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唐代诗人高适写道：“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二人均以羌笛入诗，描写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和思乡之情。
从现有统计数据看，有唐以前的边塞诗不到200首，而《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多达2000余首，其中含有“羌笛”的有50余首，这足以说明羌笛在诗学表达中的主体价值。就连享誉诗坛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在文墨中描写过羌笛之美。
不过，在文化印象中，每每提到羌笛，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苍凉的大漠、凄楚的关塞以及远在家乡的亲人，并认为羌笛仅代表苦旅文化。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无据可考，诸多边塞诗中营造出来的羌笛概念莫不如此。
这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可得性。羌笛是羌人的常用乐器，普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也是边塞诗人出关后最先接触到的管型艺术品，因此以羌笛为载体叙写诗人身在异乡的孤寂生活是唐诗惯用的表现手法。二是艺术本身的自然性。羌笛的音律以回旋、浩渺见长，本身就有一种苍茫悲切之感，所以唐代温庭筠写道：“羌笛一声愁绝。”到了宋代，羌笛的悲凉意象仍旧在文化表现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南唐李煜的“金刀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宋代苏氏的“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都凝聚着悲切的感情基调。
实际上，羌笛文化是多功能、多意象的。羌笛的美学呈现既有男女之爱的自由倾诉，也有节日欢愉下的集体庆贺。如表达情爱关系的拜堂调、迎宾曲，展现生活气象的忆苦思甜曲，以及在旅游产业中作为文创摆件的羌笛实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附载着羌笛印象的视听资源或者有形产品，集复合性、时空性于一体，是传播羌笛文化的有力见证。
笛声嘹亮惊四座
羌笛何以频繁入诗，并在多元场合下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其实，《论语》早已道破其中蕴含的情理，由于文人的情感旨趣更显张力，所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羌笛作为抒发情感的客观实物，在诗词文化中具有积极建设性，这在唐诗宋词中颇得人心。
在唐代，由于边塞诗的出现，深居长安的士庶民众逐渐对羌笛的实物造型和音律表现产生好感。为此，来自关外的客商不辞辛劳，远途跋涉，最终将羌笛带到了长安。身在高堂之上的豪门权贵、富家子弟以及文人墨客，初见羌笛时便被其双排孔造型深深吸引，他们游娱宴乐之际，常常吹起羌笛，或寄托情思，或抒怀言志。
声声入耳的羌笛渐为长安百姓熟知，通晓音律的艺人则将诗词谱成曲子，以羌笛起兴进行演奏，市民之人和布衣百姓也争相唱和，“吹羌笛以酬和”在唐时的长安蔚然成风。如王维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描写了诗人饮酒赏乐时的奢华享受；李白的“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表现出诗人宴乐的自在。在这些公共场合，羌笛作为主要元素，营造出的文化氛围不但消遣娱乐，而且轻松愉悦。
盛唐诗作善于运用羌笛表现人情世故的突出成因，在于唐人对管弦器乐的偏爱，这种爱之有加的心绪首先来自皇室贵胄。常与白居易、刘禹锡一起宴会游玩的洛阳令南卓在《羯鼓录》中就说，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唐代文学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亦言：“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这种自上而下的审美理念不仅促使吹奏羌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还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南唐尉迟偓在《中朝故事》中写道：“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与此同时，官方设立教坊，民间艺人也组建羌笛乐团，在节庆或特殊月令进行演奏，其中灵活多变的风格与题材也充分表明羌笛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
唐代以前有关羌笛的文学作品，多以客观事物为本体，采用咏物铺陈的手法进行情感表达，往往形式单调或缺失个性色彩。如隋代姚察的“作曲是佳人，制名由巧匠。鹍弦时莫并，凤管还相向”，读起来枯燥生硬，乏善可陈。迨至大唐，诗人更加注重情感输出在诗意中的转承作用，使得与羌笛有关的诗作融有强烈的内在意涵，以此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