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洛
“君子三归擅一名，秋毫虽细握非轻”，作为文房四宝之首，笔是文明开化以来，文脉赓续最重要的工具。铭金刻甲的缓拙与烦琐，势必催促轻盈便捷书写工具的探索，毛笔应运而生。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历史、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毛笔作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也承载了这份敬重的转化，国人对其寄予深情，这种深情使毛笔超越了作为文房用具的本身，成为才华、气度、风骨的外现，成为知识、韬略、智慧的象征。
宋初诗人杨亿有一首以笔为题的诗：“月兔湘筠巧制全，何人大手称如椽。禁中铃索夜批诏，阁上芸香昼草玄。墨妙三分惭入木，华褒一字重编年。史官遗直真堪畏，千载独持生杀权。”道出了毛笔的沉重分量和文人士大夫对毛笔的寄望。
蒙恬制笔从先秦
往昔至今千万春
相传，毛笔的创造者是秦国大将蒙恬。今天，在著名的毛笔产地河北衡水侯店和浙江湖州善琏，依然流传着每年农历三月三纪念蒙恬的习俗。
在我国传统民俗中，历来有将在某一行业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奉为“祖师”的传统，就如造纸业的祖师是蔡伦、商业的祖师是范蠡、茶叶行的祖师是陆羽……这些人不仅为某一个行业作出过突出贡献，还往往是历史之中的著名人物。
秦笔是毛笔最终定型的重要参照，蒙恬在毛笔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笔是先人集体智慧的创造，其实在蒙恬所在时代之前，就已有肇端。
如同没有更多天文知识的古人，会相信月宫中住着嫦娥一样，缺乏考古鉴定能力的古人，也很难想象，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历史能够记载的我国最早朝代夏商周之前，那些出土的原始拙朴陶器上，已经发现了先人用毛笔书写的痕迹，并留下了毛笔书写最明显的特征蚕尾纹。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此种彩绘陶器全用线条绘成，运线长，水分饱，流动圆润，粗细随意，点画之下笔收笔处，每有蚕头蚕尾，证其为毛笔所绘无疑。”而能更直接证明的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该墓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实物毛笔，比蒙恬所在的时代更为久远。
毛笔成为最重要的书写工具，并非偶然。在毛笔诞生之前，先人应该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书写工具的探索，殷商甲骨上的文字、周代铜鼎上的金文，皆用雕刀刻画，一笔一画之间无不透露着庄重与谨严，而毛笔却实现了书写线条的流畅舒展和字迹粗细的自由变换，在刚柔并济之间运转自如，连中山篆这样优美的金文也无法达到这么丰富的美学意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需要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再满足于寥寥数语的记事，毛笔更为便捷、快速的书写特点，呼应着时代的需求，走向了替代刀笔的历史必然。
丹青图画慕先哲
经营意象犹生存
在气度恢宏的宋画卷轴前，我伫立良久，凝神细思，扑面而来的是《溪山行旅图》《匡庐图》这种鸿篇巨制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中华文化在不变中实现万变。先贤用一支支毛笔在一张张宣纸上描绘出万千变幻。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山西晋祠的彩绘，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却用同一种笔，勾勒着中国绘画的精彩。
中国画以一支孤笔而能变化多端，或“清新俊逸”，或“瑰丽雄奇”，或“苍深渊穆”，或“纯洁简淡”，在看似不变，实则千变万化之间，藏着古老东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先秦哲学智慧。
毛笔是具象的文房用具，更是凝聚中国哲学的实物载体。以不变之笔而表现大千世界，对笔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至今日，每当翻开古人论画的古书时，都会让人忍不住惊叹，动笔新奇、笔迹超越、用笔骨梗……都是多么神奇的用笔技艺，对笔意、笔性、笔力、笔法的掌握，又凝聚了多少用笔的功力。
一支毛笔，可以画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也可以画出《富春山居图》《桃源仙居图卷》，可以是张僧繇的“点曳斫拂”，也可以是王维的“水墨晕染”，大唐嘉陵江300余里山水，吴道子可以一日画来，大宋千里江山，少年天才王希孟也可收入长卷。
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唐末以来，以水墨写意为主的文人画一直是中国画的主流。水墨承担了彩色画料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墨色而表现五彩，更见用笔的功夫，也对笔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代著名山水画家荆浩提出“气、韵、思、景、笔、墨”的作画六要和“筋、肉、骨、气”的用笔四势，将毛笔的表达能力充分进行了释放挖掘。苏轼将文人画推向了高潮，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对于画作更加注重寄兴抒情写意，毛笔不再是纯粹物化的绘画工具，而成为写情写意的心灵之笔。
翰墨一出俱通神
还将大笔注春秋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是人们不得不看的名山，而梦笔生花是黄山不得不看的风景。
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故事固可作为茶余饭后的佐味，但毛笔在古人心中是才华的象征，却是不争的事实。毛笔成为才华的象征，还出现在正史的典故里。《南史·江淹传》记载了江郎才尽的故事：“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传言南朝大才子江淹才华绝世，后来在梦中被郭璞收走了五彩笔，从此文思枯竭。
古往今来，文章一直都有比兴的传统，无论是《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还是《诗经》《楚辞》中的诗歌章句，到处可以看到比兴的身影，雎鸠暗指恋人比对，蒹葭喻含离别之情，美人代指君子……放之于我国文化语境中，毛笔象征着文章、学问、诏令、法度、职业选择。
魏晋时期的成公绥在《弃故笔赋》里写道：“治世之功莫尚于笔。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圣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笔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在民间流传出“神笔马良”的典故，而翻开二十四史，常有策士自诩一支秃笔能敌雄兵百万，事实证明陈琳的《讨曹操檄文》、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何尝不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呢？
有笔如刀、字字千钧，那些历史之中出于龙台凤阁的皇皇巨诏，何尝不是关乎万千庶黎生计、王朝兴衰存续呢？如椽巨笔、字字珠玑，那些天纵之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绝妙文章，何尝不是千年传颂，犹能动人心魄呢？甚至捉刀笔之士，一字的增损，或可决定一人、一族、一国的命运，写青史之人，寥寥数语的记载，足以让人为之一惊。
笔浸润着古往今来文人雅士的风骨。笔是君子的挚爱，早在周代，六艺中的“书”便是贵族必须掌握的技能。自此以来，书法一直是君子极为看重的技艺。
魏晋时期琅琊王氏诞生了书圣王羲之父子，《兰亭序》至今仍被书法界奉为圭臬。唐初贞观群臣，宋代苏黄米蔡，既是名臣，又是书法高手，他们对笔的态度体现着人生的志向，笔似乎代表着一种职业选择。太史公秉承父志，执笔寸斗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著书史家鸿篇。司马光避居洛阳，潜心著述，遍数历代政治得失，终成通鉴，为后世治国经典。班固弃笔从戎，筹谋运转，经略边疆，建功立业。这都是人生的坚定之选。
笔是思想的开启，也是智慧的终结，“下笔如有神”“笔落惊风雨”，笔在文化传播、思想传递上具有强大的力量，而封笔、绝笔则意味着一个人表达的终结和思想传播的结束。曲笔、直笔、史笔的不同运用，更是体现着一名谏臣、一名史官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