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成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博罗斯等美国作家崇尚漫游，喜欢在无拘无束漫无目的行走中感悟，由此形成“在路上”一派。长篇小说《出塞书》中，主人公梁小羊的出走和行走，与“在路上”的精神约略一致。
故乡是很多作家创作的源泉和母题，那里有激发他们创作的文化气韵和生命密码，他们在汲取精华与文化解码的过程中建构起一个个风景独异的文学故乡。然而，这种故乡与作家之间的泽润与建构，并没有发生在《出塞书》主人公梁小羊身上。相反，梁小羊被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规则”束缚着，他背负着父亲“光宗耀祖”的期许，做着心无所向的工作，饱受封建观念的压制。因此，他常常倍感孤独压抑。提起故乡，梁小羊没有归属感，只有日渐强烈的疏离感，他说：“我觉得这个作为我故乡的小城，已经越来越不像故乡了，故乡反而更像异乡。”
梁小羊对新疆一见钟情，“三天三夜的行程，我已经完成了从简单的穿越到醉心的融入，我被新疆的景象彻底震撼，一种从头到尾的蜕变充溢我的全身，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不简单甚至非常幸福的人”。可见，他十分幸运地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在与伊犁相伴相知的十几年里，他十分珍视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并从中获得了身心上前所未有的放松与愉悦。壮美的那拉提、辽阔的喀拉峻、幽深的库尔德宁，酒韵回香的伊力特、坚韧的芨芨草、连绵的喀班巴依雪峰、悠悠的牧群等诸般风物，均融进他的生命与思悟中，给他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阔达开明之感，也是他追求独特题材的创作源泉。“在路上”一派的作家反对文学的模式化，他们打破传统文学的藩篱，追求新的文学形式。同样，梁小羊对文学也是有追求的，他一直努力追求心目中理想文学的样子。
中外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主人公出走故乡的情节描写，有的出走后陷于融不进新环境又回不去老地方的尴尬境地，有的出走归来后依然感到失望，有的离乡后又皈依故乡。梁小羊似乎与上述情况都不相同，他没有彻底离开故乡，同时，又在异乡幸运地寻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并在那里建构起自己的文学故乡。没有彻底离开故乡的梁小羊是身心异处的，每当身心乏累的时候，他就到伊犁去，那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医治他。他在那里守望内心的安宁，达到身心合一。王德威认为：“‘故乡’一词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显然，梁小羊在伊犁过上了向往的生活，找到了创作力量的启动媒介。
行走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鲁迅笔下的“过客”不停息的行走是为了反抗虚妄，他坚信“希望是在将来的”；史铁生《命若琴弦》中老盲人与小盲人以生命接续的行走来反抗绝望与虚无，以此来掌握自我命运的支点与动力。就此种意义来说，梁小羊的行走也具有反抗意义。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对困境，但决意出走的人不多，能坚持行走下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梁小羊坚持行走，在体会苦痛中超越苦痛，越走越轻盈，抵达超然开朗之境。《出塞书》的扉页写着“献给在苦难、世俗和欲望中仍不忘追求的人”，可见，这是一部精神引领之书，是对深陷现实与精神困境中的人们的鼓励之书，是与同行者的共勉之书。
《出塞书》分为《巩乃斯往事》和《十年转场》上下两部，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可以单独成篇，因此，这本书也可以作为散文集来读。作为小说，本书有贯穿首尾的人物和主线，有开枝散叶的素材故事，因此，作品的上下两部看似分离、无序，实则相互呼应，保持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老一辈“出塞者”陆续逝去，但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出塞书》中。在“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号召下，梁晓阳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出塞书》中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从历史的侧影中挖掘出时代特征和精神面貌，处处体现着一名作家的使命感和历史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