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瑟 文/图
7月7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5家考古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9所高校的近百名考古专家、学者，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仔细查看一处文物考古遗址。
经过5年多的考古发掘，一座1000多年前的唐代县城，整体面貌呈现在大家眼前。从发掘出的文物遗迹可以看出，当年这里虽说远离中原地区，但因为处在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关键节点上，这里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都呈现出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景象，证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历程，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各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天山北麓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奇台县素有“金奇台、旱码头”之称。早在汉代，这里就建有疏勒城，唐代设置了蒲类县，清代设奇台县。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奇台县城东北部的一片黄土高台地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整理。令人没想到的是，随着考古发现，最终确认，这里是唐朝建立的蒲类县遗址。
蒲类县城的确认
生活在奇台县的人们很早就知道，这里是座被废弃的古城，但并不知道它到底建于什么时候、是何人所建，所以大家叫它“古城子”。将“古城子”称为唐朝墩，是因为人们在这座城中发现了大量的唐朝文物，便认定该城建于唐朝，又由于城的北城墙上有一个大土墩，便将这里称为“唐朝墩”。
1962年，唐朝墩被列为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史料记载，蒲类县所辖范围十分辽阔。管辖地域虽大，但人口却不多，除县城和一些镇、堡及屯区庄户有人居住外，其余都是草原荒野。蒲类县城原由北庭都护府管辖，宋、元时改由别失八里元帅府管辖，明朝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蒲类县城和别失八里同时废弃。
2018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刚进行一年左右，考古人员就发现，这座遗址绝非现代所见到的模样，整个古城遗址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基本上呈长方形，整体规模约为唐代一坊之大小。再结合发掘所见的城内早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城址始建年代应为唐代，而且自唐代建成后，这里一直沿用了多年。在这个遗址里，他们看到了4个不同年代的地层堆积：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西辽和蒙元时期。它的建立，是初唐兴盛的象征，同时也是唐王朝巩固边防的需要。它的建立，对东西方贸易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往来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占据着沿天山山麓南北交通的要冲，而且是与中原往来的门户，更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有效管控的证明。
2019年，考古人员在城里发现了一处唐朝院落遗址。从发掘的墙体看，此处院落南北长约38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房址内发现多个袋形窖穴，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陶器，反映出中原王朝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密联系。
宽敞的院落，展示了这家主人的富足与奢侈。这说明，当时在古城里，人民富裕，生活幸福，大家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城中央竟然建有一座佛寺
作为唐朝北庭都护东路的咽喉要塞，唐朝蒲类县城的建立，是初唐兴盛的象征，同时也是唐王朝巩固边防的需要，更是北丝绸之路和长安至碎叶城，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国际通道的必经之地。这里向北，可与阿勒泰地区相接，向东可直抵蒙古境内，向南翻越天山，与交河、高昌故城相通，钳制着准噶尔东部的大部疆土。这里不仅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沟通驼队物资南来北往运输的重镇。
考古人员进入唐朝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城市中心有一个高高的夯土台基地。2020年9月下旬，考古人员对夯土台基展开发掘工作。夯土台基整体形制布局逐渐呈现出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且内外墙构成回廊的平面特征。夯土台基北部、东部、南部经发掘清理，露出了外墙以内的青砖面及柱础，北内墙两侧壁面也显现了连续的壁画遗迹。
考古人员认真查看了所有呈现出的现象后，最终认定，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夯土台基上，竟然是一处唐代始建的前殿后塔回廊式的佛寺遗址。
佛寺主体结构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内部西侧为覆斗形塔基，东侧为长方形佛殿，佛殿内部墙面有彩绘壁画痕迹，地表残存部分铺面方砖。佛殿东侧前庭同样残存有铺面方砖，并有南北向排列的柱础。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建筑风格等方面将佛寺的始建年代指向了唐代。
遥想那个年代，蒲类县城里最繁华的市中心，一座烟火旺盛的佛寺里，每日听到的，是佛寺清脆悠长的钟声，是不绝于耳的诵经声。看到的，是人来人往的善男信女，香火旺盛的繁盛寺院。整个城市的人们在这样一种精神世界里安详地生活着。
一座城市，将佛寺建造于城址中心位置，又建在高高的夯土层上，高高在上，让人仰望，并历经扩建或修缮，反映出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至蒙元时期佛教在天山北麓的盛行，更反映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笃定与坚持。
景教寺院的神秘出现
2021年的考古发掘现场转移到发现佛寺的正北方、几乎与佛寺并列的一处高地。
拂去这处高地表面的砂土，显露出来的是众多的残壁和塌毁的堆积物。在这些堆积物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壁画。难道这又是一处佛寺？但随后他们发现了景教最显著的遗存——墨书“也里可温”榜题和十字架图案。
这里是一处景教遗址。是的，这是国内科学考古清理出的第一个景教寺院遗址，用“惊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景教是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现代官方名称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朗、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国内阴山汪古部遗存、泉州和新疆等地也有发现。
2021年发掘的主体建筑即是以中殿为核心的教堂建筑，在主体建筑外围，仍有其他附属建筑，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功能分区。发掘的佛教寺院为坐西朝东、前殿后塔回廊式建筑。2022年主要发掘的是景教寺院的生活区和围墙结构，进一步探明了这处宗教遗址的情况。2023年又发现了寺院最高级别人员居住的房间及秘室。
景教遗址中出土了种类丰富的文物，主要以陶器、瓷器、骨器、金属器、石器为主，另有少量玻璃器、贝饰、琉璃器和玉器、珠饰、铜屉环等生活用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珍贵的壁画遗存和少量带有墨书文字的建筑构件。
考古人员在这处遗址内清理和提取的壁画有400余块，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同时发现有贴饰金箔片、石珠等饰件的壁画残块，内容以人物形象为主。此外还发现有十字架、墨书“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显著景教特征的元素。
多组供养人形象发现在北组中室西墙北侧壁画中，其中大部分虽然色彩较为简单，但其服饰、发饰、人物形态等特点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基本一致。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考古人员判断，此建筑遗存自唐代始建后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目前保留的主体年代应在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晚期曾遭受人为破坏，至元代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修复重建，至14世纪再次由于人为破坏而废弃。
再看壁画上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同时壁画的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等元素，体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这些发现，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蒲类县城，城中有佛寺的诵经声传出，城北景教寺院里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之城，呈现出极度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景象，呈现出丝绸之路上东西交流，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已经形成，人民安居乐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片祥和的景象。
浴场成为公众的最爱
2018年的一天，考古人员揭开位于城东北角的一处地表的土层后，看到这样一番场景：成排的砖砌支柱和排水沟。经过认真查看后，他们最终确认：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洗浴场。
这个洗浴场整体规模约400平方米，有较清晰的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水井、排水沟等结构。这种遗迹在国内发现数量较少，建筑风格明显受到罗马式浴场的影响。
洗浴场离县城东城墙很近，东城墙外就是水磨河，这里水位很高。在洗浴场的西北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口深达10米以上、直径在2米以上的深井，可以供洗浴场用水。而另一口深井则是为及时排除洗浴场内废水而开挖的。
考古人员在多个位置采集了碳14测年样本，校正后的碳14测年结果最早为公元890至公元982年，最晚为公元1247至公元1287年，洗浴场内出土的器物也与唐朝墩遗址其他发掘区出土的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文物一致。由此考古工作人员确定，唐朝墩浴场遗址最初营建于公元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至13世纪蒙元时期曾被改建沿用。
西方的洗浴场建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已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普遍分布。罗马浴场最显著的特点即“挑空式的地热系统”，该结构能够有效保障洗浴场内的温度。
唐朝墩城里的浴场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而洗浴场出土的各类遗物、墙面的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创新。
浴场遗址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沿用时间较长，又历经多次修缮，作为城市公共洗浴场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唐朝墩遗址地处欧亚草原内陆地区，夏季炎热，多大风天气，冬季寒冷，无霜期较短，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建设公共浴场就显得合乎情理：一方面可满足城市居民日常清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供往来旅人沐浴休憩。从中我们也看出，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这里的人们对洗浴有多热爱。
高昌回鹘时期，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多种宗教盛行，而洗浴往往与宗教活动息息相关。唐朝墩浴场遗址内出现的佛寺、景教寺院都与浴场相距不远，是不是在浴场洗浴完毕的人们，又匆匆赶到寺院去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呢？
5年多的考古发掘，虽说发掘的面积并不大，占不到整个城址面积的十分之一，却为我们揭示了唐朝那个年代，这座远离中原王朝，位于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小城里人们的文化与生活面貌。
这里拥有来自古罗马式的公众洗浴场所，不大的小城不仅建有佛教的寺庙，相隔不远的地方还建有来自西方的景教寺院，还有成串的钱币，宽敞气派的庭院……这个天山以北，荒漠边缘的小城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充满快乐，又和谐与共的氛围中。
作为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的一处重要城镇，唐朝蒲类县城的考古发现，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兼容并蓄、协调共存早已成为当地多民族发展历程中的轴线和底色，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新北道文化交流交融的繁荣景象，展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