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明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参军到部队，连部有台收音机。无论是学习训练，还是外出执行任务，只要有时间，我总是想方设法收听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节目和军事节目，通过这些节目，我可以了解国内外的各种新闻，增长见识。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收听收音机里的节目了。那时，“三转一响”很受职工群众青睐，其中的“一响”就是收音机。那个年代，不要说没见过电视机，就是想听收音机也很困难。以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为例，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平时我都是上学的路上，听电线杆上架着的大喇叭播放的节目。
那时，我的二姐夫刘福成在兵团奎屯农校担任技工，略懂无线电技术，他看我非常喜爱收音机，就决定帮我制作安装一台。假期时，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二姐夫家，看他制作收音机。只见他在早就准备好的铁盒子里，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缠绕在一截软木上，两端外露出来，盒里再放上一块吸铁石与线圈密接在一起，再安装上早就买好的二极管，将二极管的一端接在漆包线的一端。
这些工作完成后，二姐夫让我将一根长铁丝扯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然后，在铁丝的中间连接一根细铁丝引进到屋里，连接到二极管的另一端，漆包线的另一根线连接做地线。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一台简易的收音机总算是做成了。
待全部安装完毕，我满怀期望地收听，可这台自制收音机就是不出声。二姐夫满脸冒汗，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接头，原来是铁丝连接的地方太松。二姐夫用焊枪焊上后，收音机终于有声音了，虽然只能收到一个频率的节目，但我能在自己家里听到广播的声音，那感觉也是非常惬意的。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中的“万事通”。二姐夫给我家制作的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成为我家唯一的家用电器，收听起来，虽然杂音不少，但仍然给我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成为一家人快乐的源泉。
1969年年底，我的父亲被单位评为劳动模范，单位给父亲奖励了一张收音机票，从此，我家有了一台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凯歌牌”收音机。记忆中，听到收音机里播出戏曲节目时，我就喊父亲来听。而我和几名兄弟期待的，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了”的声音一响起，我们就聚精会神地趴在收音机前听故事。
那时，跟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节目，我还学会了好多歌曲。《小汽车呀真漂亮》《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曲都是那时学会的，那些旋律至今萦绕在我耳畔，响在心里。
我退伍回家后，终于拥有了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收音机。1981年，我托人从乌鲁木齐市购回一台“熊猫牌”小收音机。由于喜欢新闻写作，我养成了早上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习惯，还特别喜欢收听“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石河子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一方面了解国内外新闻大事，另一方面则是听听自己写的新闻稿件是否被采用，收音机成了我的“随声听”，无论我下连队蹲点，还是到基层采访，收音机一直伴随在我左右。每当在收音机里听到我采写的新闻稿件播出，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那些年，团场职工群众大都热衷于收听广播里的评书和长篇小说连播，如《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烈火金刚》《金光大道》等，收音机陪伴人们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
如今，收音机的风光不再。由于电视机里的节目更加直观，我听收音机的机会少了许多，有时碰上停电，我会赶紧找出收音机，收听一下电台里喜欢的音乐节目。外出旅游时，我也会带着小收音机，闲暇时听听，放松心情。
回顾收音机伴随我走过的岁月，它就像一个让我看到世界的窗口，更像是一个指导我在人生道路上成长的老师。所有上世纪参加开发建设兵团的军垦人，心中始终放不下对收音机的那份情怀与迷恋，忘不了收音机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和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