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增杰 初明远
崇尚英雄，敬畏历史，有些过往，远去了，仍值得一提再提；有些人，故去了，仍值得永远铭记。
一、“重机枪手”
薛元生是我采访的第一位老兵，也是我采访次数最多的老兵。
那是201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同事是这样介绍他的，“一位立过两次二等功的重机枪手！”
那阵子，薛元生身体还好，除了耳朵背些。我自认高声亮嗓，但当我扯着嗓子问完第三遍时，老人还是笑着摇了摇头，“你说啥？”
儿媳高羚递来一杯茶，笑着说，“小伙子，我来转述吧。”
薛元生说，他是1948年5月在陕西大荔县入伍的。年轻那会儿他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有一膀子力气。因为这，班长决定让他当重机枪手。
冲锋号一响，重机枪手总会冲在前。
“怕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怕。但怕着怕着就不怕了！”老人笑了笑，坦言。
“一次，爷爷进山剿匪，在一个拐角，和5个土匪打了个照面，双方都愣了下，爷爷定了定神，便端着枪‘突突’起来……”老兵的孙子薛潮细说过这样一个画面，枪声引来几名战友，几个土匪很快被剿灭，“那是他第一次开枪，要不是他反应快，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次剿匪、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中，薛元生总是第一个冲出去。
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的小战士端起那挺重机枪，嘶吼着，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薛元生的英勇表现被班长、排长看在眼里。一年后，他在甘肃酒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生！”老人把这两个字咬得千钧重。
薛元生骄傲地说，当时，连队仅他一人光荣入党。他清楚记得，他是在一棵大树下面，认真地对着党旗宣誓的。
“宣誓时只知道高兴。因为入党了，就是跟着共产党一辈子了。”薛元生说。
后来，薛元生跟着部队进了疆。剿匪、转业，是兵团第一代军垦战士。
2023年1月5日，老兵因病逝世。灵堂里，孙子薛潮总结老兵的一生，“苦也吃了，福也享了。这辈子，跟着共产党，值了！”
二、“上甘岭的炮兵”
2022年立春那天，我们来到入朝作战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高炮营战士张全金家中。午后的阳光暖暖的，晒着客厅里的几盆绿植，那明晃晃、热情摇曳着的迎春花最惹人眼，“瞧，春天来了！”
因为年事久远，老兵说一会儿话就要停下来，伸手想唤醒沉睡的记忆。在他陆陆续续地讲述中，我记录下几个片段。
张全金是1951年2月到朝鲜战场的。
那年，张全金16岁，是班、排里年龄最小的战士。班长、排长在训练时铁面无情，生活上却亲如父兄，还帮他写家信。
朝鲜多山，气温低，尤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几名战士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每躺下几个小时，大家便会被叫起来活动活动，搓手踢腿，蹦蹦跳跳，等到身上回暖，嘴里哈出热气，再躺下。
张全金个子高、力气大，班长让他负责背运炮弹。
第一次投入战斗，是到朝鲜不久后的一个傍晚。密集的枪炮声响起，本来紧张害怕的张全金霎时忘掉一切。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张全金和战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平时，就是保养武器，张全金和战友们把60炮当作最亲密的战友，托在掌上，抱在怀里。
战争有多激烈，战场有多惨烈。
高炮营在指挥部不远处，他们经常看到补充兵源。第一次，战友倒在身边，是害怕，渐渐变成愤怒。
“打了多少架飞机，不知道。但，只要他敢来，拼了命也不让他走。”
“我们营100多名战士，一半打没了！”张全金低下头，再次红了眼。
1955年，张全金被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归国。
昔日的炮火连天，换来今日的万家安宁。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知道和平多么珍贵。
“您现在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我问张全金。
“我烧得一手好菜，每周末，儿孙们都会过来吃饭，如今我都四世同堂了！”儿孙绕膝，该是每位老人最幸福的事。
三、“新兵”
贾顺如一点儿都不像91岁的样子，腰杆笔直，面容清矍，眼神清澈。
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耳不聋眼不花，吃嘛嘛香。”
见我们到访，贾顺如忙着张罗，倒水泡茶。取水壶、倒茶水，动作慢却很流畅。如果不事先知道他的年龄，根本猜不准他的岁数。
贾顺如自幼家寒，10岁起沿街乞讨，14岁到地主家做长工。后来，解放军进陕没多久，他就跟着部队走了。“我是1948年7月的兵，秋收时，县政府还帮我家割麦子呢！”
采访中，贾顺如着重强调自己的身份：“人民子弟兵”“根红苗正、敢打敢拼！”
老人清楚地记得，临走时，村子里锣鼓喧天，红旗飘飘，他和同乡戴着大红花，穿着新发的军装，意气风发加入部队，内心充满了自豪。
他们先是在县里训练了小半年。之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他们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六军十六师。
贾顺如被分配到警卫连工作，负责保卫师部首长安全。
部队一路向西，贾顺如先后参加过解放西安、兰州战役，打过“马家部队”，之后进疆。
1952年，贾顺如就地转业为兵团军垦战士。放牧、垦荒、结婚、生子……
每个人都想听听战斗的故事，我同样如此。但老人说，他并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我们是警卫连的兵，冲锋陷阵的事，都让先锋部队做了，我们几乎就是负责打扫战场。”
贾顺如的故事，听起来很是寡淡。他没有打过仗，仅用机枪打过靶。
我采访过许多老兵，一部分是文艺兵、医疗兵、警卫员等，是和贾顺如一样，他们属于后方部队，“我们是新兵，老兵带新兵，冲锋陷阵的事，老兵几乎不让我们做。”
四、“躲炮弹的兵”
这是一位已故的通信兵的故事。
老兵叫闫文义，解放战争时，他是一名步兵，在太原城的碉堡、巷道里与国民党反动派“掰过手腕”。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闫文义随部队赶赴前线，因为“机灵、勇敢”，被选为通信兵。
战场上的通信兵，主要有两个任务：送信、送人。
送信，是因为电话线路被炸断，需要去抢修电话线，或穿过敌军封锁线将团长、营长的命令传达到作战前线部队。
送人，是将补充兵源送到前线。也是在多次“送人”中，闫文义学会了用耳朵、眼睛判断出炮弹的落点，尽量减少伤亡。
“炮弹一般不会落到上一个炸点，得赶时间差。”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整个通信班，会这项技能的，不过两三人。
一次战役，前方战斗减员，首长把抽调的50余人交给了闫文义。
“我就成了临时指挥长，路上要过4道敌人封锁线，6次轰炸。当时，我喊‘卧倒’，然后大伙儿全部卧倒，我们迅速跑向上一个炮弹落点，一个坑一个坑地过，最后还是牺牲了7、8名战士。”闫文义深深叹了口气，“实在是没办法了！”
由于战斗减员厉害，闫文义不再担任通信兵，下班排作战。“志愿军微山能取胜，因为我们没想过能活着回家！”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年轻的战士们没有时间忧伤，捡起地上的枪，义无反顾冲上去……
除了“躲炮弹”的故事，闫文义曾经说得最多的，就是战友，“荣誉，属于所有烈士。我们这些人，活着，就是幸福。”
闫文义左手的无名指、膝盖、眉角处……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在闫文义珍藏的发黄发黑的《立功证明书》上，写着他的战斗故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隐鱼山时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在艰难情况下，在敌人炮火下，机动灵活完成了组织交办数次任务。立三等功三次。”
得知老兵离世，我打电话致哀。闫文义的老伴告诉我，师里老干局出了一本书，收录了那篇文章《闫文义：荣誉，属于所有烈士》，她说，“谢谢你，小谢。闲来，我翻翻，有个念想。”
也是那一刻起，我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想用我拙劣的文笔，为这些老兵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的痕迹。
如果我们再不去挖掘，他们将带着这些秘密悄然而去。如果这样，他们可以无憾，我们必然有悔。
如今，老兵们都已风烛残年，甚至，已故。能多一份记录，便少一分遗憾。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