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坚 赖婷
2023年4月1日午后，铭文城砖研究者会心与常雪超在章贡区八境台至涌金门段城墙发现了两块铭文城砖——“崇宁四年（1105年）”“乙酉岁林 押”。1105年的干支为“乙酉”，从字体风貌与铭文款式来看，应是“崇宁四年”的另一面，这两块铭文城砖的发现，是自北宋“熙宁二年”铭文城砖以来发现的第二款北宋纪年铭文城砖。
2024年9月6日，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在考察于都老街巷时，在新建巷的一堵围墙上发现一块城墙铭文残砖“乙酉岁林 押”，与在赣州城墙发现的为同款。此次的发现，可以推断该批次制砖地为于都，成为可追溯的最早县域供砖时间。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在任何史料里发现崇宁四年赣州城修城墙的线索，无论是匪乱民变还是水灾地震，史料均未有记载。同时，这款砖的尺寸明显较之其他纪年款要小，仅为6cm×16cm×？（长度未知），明显打破了我们对北宋城墙砖大而厚的常态认知，甚至可以说是已知纪年款里尺寸最小的。例如：北宋西窑尺寸为9.5cm×23cm×39cm；南宋嘉熙戊戌章贡城砖尺寸为9.5cm×19cm×32cm、淳祐乙巳修城砖使尺寸为9cm×19cm×34cm；元代至正壬辰秋赣州路造尺寸为11cm×25cm×42cm；明代洪武“赣州府……赣县提调官……”尺寸为12cm×20cm×40cm、万历丁未尺寸为8.5cm×18cm×34cm；清代道光丁未尺寸为8cm×17cm×34cm、乾隆二年尺寸为6.5cm×15cm×31cm；民国四年重修尺寸为7cm×16cm×32cm。
那么，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呢？
崇宁，赣州后熙宁时代的高光
带着诸多疑问，笔者试图站在更高的维度看那段历史，发现了更真实的崇宁年间的赣州，也或多或少明白其中缘由。
随着北宋“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赣州城地位逐渐上升，在繁荣发展的北宋熙宁十年里，赣州城迎来了包括刘彝、周延俊、刘瑾、元积中、张颉等能力卓著、政绩有声的名臣，迎来了在全国285个州军级城市中全国商税收入排第18名的高光，特别是在熙宁九年修西河浮桥正式开启扼守章江收税赋的时代。于是，在34年后的崇宁年间，赣州人口剧增至近30万户，赣州城（除南安府外）共有272432户，人口702127，并于大观元年（即崇宁五年）从“上郡”升为“望郡”。
如是，我们大胆设想，这样一个经过历代勤官的治理，迎来经济繁荣的崇宁时代，没有任何修城记录，却有体积明显不符合时代特征的铭文砖传于世，唯一理由就是：确实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天下太平城无大恙。如是，只是表面修缮，无需动城墙根本，时任郡守仅仅只是例行职责，做了一些对城墙修修补补的事，如此“崇宁四年”砖体相较其他城砖更小就说得通了。
郡守郭知章与阳孝本
纵观北宋晚期的赣州城，因为城市的重要性，调任赣州的官员几乎都是朝廷中坚，虽然很多都是贬官至此，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治理的能力和眼界自然不凡。
但是，我们却未在《赣州府志》或县志里，找到任何关于崇宁年间官员任职和相关事迹的记载。只在通天岩题刻中发现一品赣县县令许贲（仙游人、元祐六年进士）的题刻，“赣令许贲来游 崇宁四年二月”。在查阅大量其他史料后，才发现崇宁年间只有郭知章知赣州。
郭知章（1039年—1114年），字明叔，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生于光化乡岭上（今遂川县雩田镇城溪村），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初入刘彝广西幕府，后历任会昌、浮梁、分宁县令、监察御史等职，并曾兼知太原府、开封府、邓州、成都、虔州等地，食邑九百户。于政和四年（1114年）病故，宋徽宗派人致祭，赐谥号文毅（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就是郭知章墓出土的宋徽宗御赐御仙花纹金带板一套，计13块）。
《宋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四》记载：崇宁五年四月丁丑：臣僚言“伏覩知江宁府徐杰、知虔州郭知章、新知漳州陈次升、知福州朱绂俱在正月庚戌。是四人者，皆元祐奸党，诋诬宗朝，附会邪党。今任以牧守，尚典方面，岂能奉行法令，体朝廷继述之意哉?舆论纷然，咸以为典刑若此，恐非所以明是非、示好恶于天下。若行放以宫祠，尚为忧幸。”诏:“朝请大夫、知江宁府徐杰提举崇福宫，朝请大夫、知虔州郭知章提举鸿庆宫，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陈次升提举明道宫，朝散大夫、知福州朱绂提举洞霄宫。”如此，我们基本可以明确，崇宁五年四月，因为在崇宁三年被列入元祐党一案，被发配到虔州的郭知章，再一次被贬为提举鸿庆宫的闲职。
在郭知章去世76年后，“半个赣州人”周必大在《题郭知章告身后》一文中称其为“古之名臣”：右内翰郭公自玉堂出帅南阳告身一通，其曾孙积中得于浸清之余，携以相示，乃为重装，且节录史本传于后。观公始末，亦可谓古之名臣矣。惟绍圣以来，权臣用事，居言路者人知其难。既晚入党籍，则大略固可考云。绍熙元年十一月五日，少保、充醴泉观使、益国公周某。
虽然，没有查阅到郭知章在赣州的修城资料，但在馆藏的《苏阳二公夜话碑》拓片中读到了一篇碑文，上面记载了杨时（曾任虔州司理参军，时任浙江余杭知县）替郡守郭知章向朝廷举荐乡人阳孝本的荐文。而该事件亦被宋史记载。《苏阳二公夜话》碑中的杨文靖公代郡守郭知彰（章）荐状内容与《集部》记录基本相同。《集部·杨时集》载：代虔守荐阳孝本右臣猥以非才，谬当郡寄。窃惟事君之义，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实，蔽贤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见虔州进士杨（勘误，应为“阳”）孝本，学富行纯，为舆论信服……伏望圣慈不以臣言之轻，特加收采，锡之一命，以称朝廷尊德励善之实。这件事，同样被《宋史》记载：“阳孝本……崇宁中，太守郭知彰以经行优异荐于朝，举八行，解褐国子录，再转博士，以直秘阁归。”
那么，为什么推举阳孝本的事，要一个远在余杭任知县的杨时代为?
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甲辰，宋徽宗开八行取士，诏：“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此时，知虔州郭知章已然又被贬鸿庆宫，而推举阳孝本的事只能委托余杭任上的好友杨时代为。
在这块极其特殊的“崇宁四年”铭文城砖的背后，我们看见了朝野官场的动荡，自熙宁变法以来到元祐党争，朝堂之上你来我往不可开交，一大批名臣发配流落岭南，包括郭知章在内的诸多重臣，都因为受到冲击而与赣州结缘，但毫不影响他们的励精图治兢兢业业，让这远在岭南边陲的赣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繁荣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