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张齐贤是北宋名相，史籍记载他的事迹颇多。《续资治通鉴》第十一卷记录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大事时，最后一段说的是张齐贤向朝廷上书改革刑狱的事。在讲完他所提的建议之后，文末还专门带上一句话：“齐贤勤恤民弊，务存宽大，行部，遇投诉者，或召至传舍榻前与语，多得其情伪，江南人久益思之。”
用现在的话来说，张齐贤很关心群众生活，下基层巡视调研时，遇到投诉的人，有的被他召到驿馆房间里进行谈话，多数情况下都能获得真实情况，江南的百姓因此越来越思念他。
张齐贤当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宋史》载，从前，各州罪人多械送到京城，在路上死去的有五六成。张齐贤到任后，在路上遇到南剑、建昌、虔州押送的罪犯，亲自调阅案卷，非首犯且确有冤情者，皆为其平反。他向朝廷建议，以后各地送囚犯到京城，要委任精干明察的官吏进行审问，如果案情不实，就向原来审问的官吏问责。从此，江南送罪犯到京城的减少了一大半。类似的惠民利民之举，张齐贤还干了不少。所以，江南百姓念他的好，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常说领导干部要“接地气”。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更要破解脱离基层太久、不掌握民间实况的难题。张齐贤的做法就是“接地气”的表现。虽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朝廷未必对官员提过要紧密联系群众的具体要求，但人家有那个自觉，这就更难得了。张齐贤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开门接访，与老百姓面对面。只有这样，百姓才有说实话的机会，才能打消他们报实情的顾虑，实话实情也就能不折不扣地传到领导者的耳中，不用担心中间环节进行有选择的过滤。一千多年前的官员就能这样做，今天我们看到人家的工作作风，不得不产生几分敬意。
与张齐贤相类似，他的君主宋太宗也算是个重视了解民情的人。《续资治通鉴》第十二卷载，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六月十三日，宋太宗诏令：“天下幕职、州县官上书言事，凡民俗利害，政令否臧，并许于本州附传置以闻。”意思是说，幕僚属吏、州县官向朝廷上书，但凡涉及民间习俗利害、政令好坏的，可以通过本州驿递系统传递上来。为什么这样做？“先是转运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书，而州县官属则否，帝虑下情壅塞，故降是诏。”原来，在这之前，只有转运使和知州、通判这些高级官员能向朝廷直接上书，州县属官这些基层干部则没有这个资格。宋太宗担心下情堵塞，所以作出了这个改革。同一卷，还记载了发生在同一年八月十六日的一件事：有个平民用黑布袋密封奏书前来进献，言辞很狂妄。宋太宗看过之后，对宰相说：“最近这些密封上书的人，大多不懂规矩，说话粗鲁。但我的本意是要实现下情上达，打通民情通道。所以哪怕他们再无礼，我也宽容接纳。”
宋太宗慷慨地拿出广听群众意见的态度，哪怕是这些举报信、批评建议函格式不对，措辞不妥，他也不计较，于是群众就愿意上报情况。作为领导者，你想察实情听实话，还是得靠自己主动些、大度些。你主动了、大度了，群众自然希望靠近，愿意配合。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觉得掌握实情不容易，其实，根源就在于自身没有开门接访的主动意识。我在基层工作，有人问我，怎么你遇到的“故事”那么多，同样是党政班子成员，人家就没这么多“遭遇”。我笑言，我的工作方式很简单，随时打开办公室的门，无论什么人来上访，都请他进来坐一坐，给他足够的时间聊一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的人都见过了，遇到的事情、掌握的情况当然也就多了。而反观有些同层次的领导干部，办公室的门永远是紧闭的，要见他的面，如果没有预约，根本没机会。基层群众又哪有什么渠道来联系他？如此这般，他们经历的“故事”当然就少了。我们经常说，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可是，如果缺乏接待来访者的诚意，群众又如何“送上门”？即使上门没吃“闭门羹”，也难以真正让心不在焉的领导干部把话听进去，把问题记在心上。
领导干部要掌握实情，还有一个办法是下基层时不要预告。“走出去”是了解实情的有效途径。但如果是预先安排好了路线，形式主义的“走出去”，基本谈不上什么效果，想说实话的人到不了你身边，围绕你转的都是不准备说实话的人。而如果不打招呼下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往往对你实话实说，因为他们要么不知道你的身份，没有“设防”；要么中间没有阻隔，想讲真话的人有机会当面把话说清楚。更有可能的是，大家看到你是这样来的，觉得应该是真心实意的，所以也愿意向你说实话。我们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你到底是真想听还是走过场，人家也是能有所觉察的。
打开有形的房门，敞开无形的心扉，只要你有意了解实情，办法还是不少的，所谓“身边工作人员”“相关部门负责人”之类又如何能阻隔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