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一部至今对女性影响深远的书——《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性必须有自己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彼时，中国很多地方的女性还在裹小脚，读书、写作、思考，对这些女性而言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
属于自己的房间，画家会希望是一间画室，琴师会希望是一间琴房，舞蹈家会希望是一间练功房……我当然希望是一间书房。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可以上锁，可以摆满喜欢的书，可以在房间里待一整天不被人打扰，实现的过程却如此艰难。从文学爱好者到作家，从渴望书房到拥有书房，其间经历的百般曲折，实在一言难尽。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既当卧室，也当储藏室。两张架子床连排摆放，床底下堆着红薯和芋头，鸡窝还得占据一个角落，逼仄可想而知。房间两头的窗户底下，一头安放着母亲的缝纫机，一头安放着一张书桌。没错，这张书桌就是我和哥哥读书、写作业的地方。父亲有时也坐在桌前记账、写日记。我和哥哥每人一个抽屉，但无法上锁，哥哥随时可以夺走我少得可怜的心爱之物，比如一件新买的文具。我打不过他，向母亲哭诉时常被斥为闹腾。的确，母亲终日为生活所累，已经没有精力处理这些她认为烦不胜烦的纠纷。当哭泣无济于事，我只能忍受，只能盼望着快些长大，快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后来当我读到《安妮日记》的一个细节时，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少女安妮因躲避纳粹，随家人与其他几个犹太人共同生活在充满恐惧的密室里，为了读书、写日记，她和同屋的牙科医生杜塞尔争抢书桌，内心充满了委屈与不甘。小说里的安妮多么像少年时的我，无助、无奈、无措而又倔强。
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算逐渐接近了那个独立的空间。房间很小，仅容得下一床、一桌、几张凳子，是起居室，也是办公室。白天学生来来往往，也有一些年轻的异性试探着前来搭讪，只有晚上它独属于我一个人。但那已经是天堂了，我扣上门锁，坐在橘黄的灯光下，读书、练字、写日记、批改作业，或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听歌、发呆，莫名地任由忧伤一浪一浪地涌上来。啊，多么美好的一个人的房间。我在门口的小阳台上种了牵牛花，将长长的藤蔓经窗户牵拉进房间里，自觉曼妙无比。我还用毛笔题写了三个隶书大字——“闻声斋”，贴在书桌的上方，左右两边则分别贴着行书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颇像一个有志青年。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我从乡村学校选调进城，便只有和同事一起坐大办公室的份了。在那所号称全市前列的小学校里，我被分配到一张老旧的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教材、教具、教辅和作业本，抽屉里塞满了和教学有关的文具、奖品、班级情况记录本，没有一件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四面的喧嚣声中埋头苦干，除了上课就是批改作业，或者找学生与家长谈谈话，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我忙得像一个陀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文学青年。
几乎是在工作调动的同时，我结婚了。在城市的一隅，我搬进了丈夫那个蜗牛壳般的小房间里。这套房的另外两个房间，住着丈夫的母亲和弟弟。除了一张新买的床、一个连着衣柜的梳妆台，我别无所有。至于书房，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房间里唯一的桌子是丈夫用过多年的，里面塞满了他的东西。那些年，我陷入忙碌的工作和家务中，读书和发呆，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有一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梦想，突然悲从中来。是的，我终于长大了，可是那个独立的空间在哪里呢？
为着那个独立的空间，我经历了漫长的努力和抗争。婆婆说：“买房做什么，我们在下坊还有老屋，要不我搬去住，这房子卖给你。”我说好啊，婆婆却不再言语。丈夫的收入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我提出买房的想法时，他未置可否。房地产开发在瑞金如火如荼地兴起时，我看中了一个楼盘，催促丈夫去预订，然而开发商玩的花招实在令人讨厌，开盘前的头天晚上，几百号人在门口排队。丈夫原本就不太热衷买房，正好借机打了退堂鼓。彼时一平方米的房价还在几百元的样子，我们错过了便宜买房的时机。
转眼几年过去，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房价在一天天飙升。终于在一个新小区开盘时，丈夫同意了我的建议，买，再不能等了。于是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它面积不大，却也有三房两厅两卫。我在每个房间里见缝插针地安装了书柜，正好安放我越来越多的藏书。三口之家，可以独立支配的空间和时间多了起来，我重拾写作爱好，渐渐有了不少文章见诸报刊，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女儿受我影响，从小大量阅读，写作文从来不用操心。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是办公室。调到文联之后，我已经不准备再换单位了。我们的办公室场所原是民政招待所，最大的好处是一个人可以独占一个办公室。我在办公室里摆满了书柜，里面挨挨挤挤地放着我的样报样刊和常用书籍。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一个人占据着一张大电脑桌、一台电脑，只要下班后单位没其他事，门一关，文字的世界任我纵横驰骋。十余年过去，我的作品大多在这里完成。至于以后，想那么多做什么呢？享受一个人的独立空间，已足够让我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