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马仁瑀，北宋初期的一员猛将。此人不仅以武艺超群闻名，其执法如山的做法也堪称一时楷模。
《续资治通鉴》第六卷载：“仁瑀兄子因醉酒误杀平民，系狱当死，民家愿以过失伤论。仁瑀曰：‘我为长吏而兄子杀人，此乃恃势恣横，非过失也，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哉！’遂论如律。”
这一节，说的是马仁瑀担任瀛州防御使时，他哥哥的儿子酒后胡来，把一名无辜的百姓打死。按法律规定，这种行为是死罪。但被害人的家属因为凶手的叔叔是地方上的大领导，不敢较真，愿意以过失伤人罪处理此事。马仁瑀却态度鲜明地说：“我任地方主要领导而侄儿杀人，这分明是他仗势横行霸道，哪里是什么过失行为？怎么敢在这样的问题上徇私枉法！”随即依法对侄儿处以死刑。
在此之前，《续资治通鉴》第三卷也有关于马仁瑀的记载，不过比较负面：一是说他向负责科举考试的薛居正打招呼请托，因为没能如愿，借酒兴谩骂薛居正；二是因为看不惯身为皇亲国戚的同事王继勋（宋太祖的小舅子）骄横傲慢的做派，动不动就想揍他一顿。而《续资治通鉴》第八卷则记载，瀛州防御使马仁瑀监领霸州军，擅自调动所辖士兵到边境抢掠，为此与齐州观察使李汉超产生矛盾。
由此看来，马仁瑀这个人性格比较复杂，可谓一言难尽。不过，他虽然作风粗暴，甚至纪律性差一点，但在大原则上并不含糊。对百姓来说，那个年代的官员能做到执法如山、大义灭亲，也算很可以了。
法制的权威在于令行禁止。领导者带头敬畏法制，法制便不怒自威；而随意破坏法制，法制便可能很快成为一纸空文，社会秩序也将因此混乱。马仁瑀虽然有时胆子不小，但“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的观念还是有的，所以能够主动出手严惩犯了法的亲属。否则，在那个年代，他如果想利用职务便利做点手脚（苦主都已经答应了），并非不可能。估计当时的法治环境相对还不错，与此相类，《续资治通鉴》第十四卷记载了宋太宗的一件事：御史中丞曾经弹劾开封府尹、许王赵元僖。赵元僖很不爽，以自己是皇帝亲生儿子为由，请父亲宋太宗宽恕。宋太宗说：“这是朝廷的礼仪法制，谁敢破坏？就是我有过错，大家也要对我进行批评纠正，你身为开封府一把手，就可以不守法？”按相关规定处罚了赵元僖。要知道，赵元僖是宋太宗次子，此时出任开封府，那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当然，后来他年纪轻轻突然身亡，只是被追赠为太子）。宋太宗能将法制放在那么高的位置，示范效应当然不错，怕就怕“权大于法”，身处高位者心中无“法”。
维护法制的权威，需要执法者刚正不阿，敢于顶住种种压力。执法者自身不正，再好的法制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效用。事在人为。很多时候，社会并不缺乏制度，但公平正义仍可能缺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操作者不够“正”。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幻想逍遥于法外之人。这些人如果有权势，便有机会干预执法。执法者一旦刚硬不起来，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像马仁瑀这种情况，如果他自己不把公正当回事，便可能主动出手干预办案人员；如果办案人员刚性不足、正气缺失，便将轻而易举放弃防线，枉法裁判。还好，马仁瑀平时的“霸气”没有用到这方面来，否则，史册上也就没有这样的记载了。
维护法制的权威，还需要执法者铁面无私，勇于突破情感障碍。法制在字面上好说，但在实践中却总有种种人情世故的困惑。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亲情、友情、乡情等等，都可能让一个人割舍不下。而法制则需要排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所面对的人员与自己无关还好，如果有关联，那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即使是“回避”制度，也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对执法者来说，需要正确处理公与私、情与理的关系。当二者产生矛盾时，要懂得取舍。一般性的惩处还可以理解，生死之决最是考验人。马仁瑀这样大义灭亲的案例，虽然不是个别，但也不会太多。想想人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后世的执法者，或者手握其他公权力者，岂能无动于衷？榜样就是用来学习的，对照前人事迹，后人完全没有理由不把类似的事情处理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