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舟
戴济民，原名戴惠黎，安徽合肥人，早年求学于教会所办的湖北汉口大同医学院。1913年，为躲避战乱，到江西吉安办起私立惠黎医院。因为他济贫助弱，常为无力求医者提供医药帮助，所以在吉安颇有声望。1930年，在毛泽东的动员下，戴济民携带着自己医院的全部器械、药品，赶赴青原山医治红军伤病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由于他医术高明，在中央苏区医界被称为“红色华佗”。中央苏区时期，戴济民曾任红色总医院院长、福建军区军医处副处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等职。
1930年底起，红军在彭湃县（今属宁都）小布乡横照村设立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戴济民任院长。这所红军后方医院不仅救治红军指战员，还免费救治附近老百姓，深受百姓赞誉。为此，小布红军医院经常发生一些医生与百姓之间的动人故事。
1931年2月中旬的某个晚上，雷电交加，风雨如猛兽般肆虐。
“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阵踩着泥泞而又急促的脚步声混杂在雨声中，朝红军医院方向赶来。
红军医院的岗哨以为是“野路子”（山匪）来袭，警觉地端起枪朝黑暗中的人群瞄准，大声呵斥：“谁，什么人？”
原来是附近村民黄良厚因疼痛难忍，深夜前来求医。
见医院岗哨这般架势，黄良厚的妻子吓得连忙用当地话喊：“唉嘿好宁，嘿附近个村们（我是好人，是附近的村民）。”
透过微弱的灯光，岗哨见是4个男人抬着一个埋头呻吟、疼痛难忍的男子，旁边还跟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妇女，便将他们迎进院内。
一个瘦瘦高高、留着胡须的男人听到外面的动静，提着马灯，披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大衣赶忙从屋里跑出来，问：“怎么回事？”
黄良厚的妻子指着担架上的人说：“我老公脚疼，疼得要死了。”
这名瘦高男子便是红军医院的院长戴济民，他立即示意将人抬进屋去，然后将煤油灯拨亮，给黄良厚做检查。
戴济民上上下下捏了捏黄良厚肿得像个冬瓜似的左脚，又稍用劲拍了拍。黄良厚痛得尖叫不止。
戴济民问：“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黄良厚和妻子都说不清楚，只记得有几年了，但是这次特别痛，根本下不了地。
戴济民摸了摸黄良厚的脚底，停顿了会儿，好像找到了问题所在，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等天亮就给你治疗。”
早晨天刚亮，戴济民就将准备好的器械、药材搬至黄良厚所在的房间。
黄良厚看到一堆小刀、镊子、剪刀等器具，以为自己得了无可救药的怪病，吓得脸色铁青。
黄良厚愁眉苦脸地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是不是绝症？”
戴济民微笑着说：“小病。是脚底局部鸡眼导致腱鞘囊肿，引起了小腿肿胀痛，严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和行走。需要做手术来切除肿胀物,以缓解症状。”黄良厚和妻子听说要开刀吓得半死，以为要割掉这条腿，死活不同意治疗。而且，他们囊中羞涩，身无分文，生怕开刀费用高昂，无法支付。
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伙子跑进来喊道：“戴院长，有病人伤口出血了，请您去看看……”戴济民赶忙跑去急救。
等戴济民返回，黄良厚已经在妻子的搀扶下悄悄地离开，就快走出医院大门了。
戴济民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戴济民说：“我们红军医院是穷苦人的医院，看病不收费。”戴济民还讲了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但是黄良厚和妻子听不太懂，仍然忧心忡忡。
于是，戴济民给两人打了个浅显的比喻：“人的脚就好比树的根，脚底长了鸡眼、化脓了，就好比树根长了个疖子，烂了。如果这棵树不将这个烂疖子去掉，就会蔓延到整棵树，最终导致这棵树枯死。如果剪掉这截烂根，这个棵树就能正常生长。所以，你脚底的鸡眼烂了，就要把它割掉，你的脚才会好起来……”听了戴济民这番话，黄良厚和妻子才放下思想包袱，同意做手术。
戴济民拿出一块毛巾让黄良厚咬住，再往黄良厚脚上的鸡眼涂上生理盐水，然后用剪刀快速一剪，挖出根部，割开挤脓，清洗干净再敷上药，包扎好。这一系列动作，戴济民只花了短短2分钟。
戴济民拍了拍黄良厚笑着说：“感觉怎么样？你是不是活得好好的？”
黄良厚疑惑地问：“就好了吗？”
戴济民又笑了笑说：“做完了。”
黄良厚和妻子竖起大拇指说：“您真是神医啊！”黄良厚露出满意的微笑，妻子流出高兴的眼泪，欲跪地感谢，被戴济民一把拉住。
戴济民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救治病人，是我们医生的职责。”黄良厚与妻子泪如泉涌，感激万分。
离开时，戴济民再三叮嘱他们要注意的卫生事项，并安慰他们放宽心，一个月左右就会痊愈。
一日上午，已经能够自如行走的黄良厚和妻子拿着两双草鞋，提着一篮子鸡蛋，背着一篓子红薯来到红军医院感谢戴济民。
戴济民说：“你的脚好了我们就高兴，我们有纪律，东西一样也不能拿，你全部带回去……”
从此，戴济民的“红色华佗”名号在宁都的百姓中间传扬开来。
（本文根据《红色卫健之赣鄱印记》《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等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