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续资治通鉴》第六卷记载，北宋开宝三年（970年）七月十三日，宋太祖下了一道诏令：“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县官，宜以口数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月增给五千。天下州县官宜依西川例省减员数。”
诏令的大意是说，干部太多，难以得到有效治理；收入低微，没办法对他们提出廉洁要求。与其人员冗杂而增加开支，不如减少职数而提高他们的薪酬。西川辖区的州县，要按户口比例精简干部，留下的人员月薪增加五千。天下州县都应依照西川的做法核减干部人数。
宋太祖在千余年前就想到了减员增效、高薪养廉、重视干部切身利益等问题，看来，这人是个务实而睿智的领导，难怪在历史上评价不低。
读到这一段话，不禁想起若干年前行走乡村的事。有几年时间，我利用休息日走了本地数百个村，和许多村干部有过交流。那时，村干部的待遇远没有现在这么好，每月收入如同鸡肋，专职干这份工作根本没法养家糊口，很多地方因此留不住人。另一个问题是，每个村都设置了不少岗位，除了统一规定的村“两委”干部，还有相关部门设置的这“员”那“员”。人多，分摊到大家头上的工作量倒也不大，但就是报酬太低，个个都“吃不饱”（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收入上）。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把工作量整合一下，减少几个人，在薪酬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让每个人多拿点钱，达到足够维持正常生活的水平？这样一来，留下来的村干部就可以安心在村里干下去了。
减员增效是管理当中的现实问题。吃大锅饭、搞绝对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倒是很有可能养出大批懒人。正当的利益是刺激社会前进的动力。抛开利益谈理想、谈情怀、谈境界，最终只能是空谈。一个人如果没有必要的利益，生计都维持不下，哪来那么多不切实际的空想？要想人家努力工作，就如宋太祖所言，与其安排那么多人凑数，不如精简人手提高薪酬。这样，可以把一部分人解放出来另谋出路，而另一部分人则因此获得了合理报酬。
关于干部经济待遇问题，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的观点与其兄相近。《续资治通鉴》第十三卷载，B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十一月，宋太宗下诏：“王者设班爵以驭贵，差禄秩以养贤，所以责之廉隅，懋其官业也。俸给之数，宜从优厚。”意即，帝王给权贵、贤能以不同的爵位、俸禄，就是要求他们品行端正，工作敬业。当然，因为提的要求高，待遇也要优厚。难怪人们说，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幸福指数”高，从宋太祖、宋太宗哥俩的执政理念就可知所言不虚。
在今天，“高薪养廉”似乎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很多人认为，“人心不足”寻常事，薪酬再高也无法杜绝腐败，所以没必要实行“高薪”。按我的理解，所谓的高薪，其实只是相对的，并非脱离现实无限制地发钱，而是让官员能够依靠合法收入体面生活，至少不至于为了生计问题而卑躬屈膝，甚至铤而走险违纪违法。没错，高薪未必养廉，很多落马贪官，收入已经够高了，但他们的贪欲并未因此熄灭。但这些只是少数，不能因为有少数人的存在而无视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这么说吧，如果掌握公权力的人收入太低，对品行不够高尚的人来说，他一定会动歪心思，利用公权力谋求更多的不法利益。而人品端正不愿意干这种事的人，则只能无奈出局，把位子让给某些“狠人”。如此一来，对公众来说，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最终损害的是大众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份工作，薪水足以令人珍惜，人们就会好好干，努力保住这个饭碗，不愿因小失大去冒险。反之，如果一份工作让人觉得无所谓，可干可不干，那他最多应付一下，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试想，一个小区门卫，如果你给他的报酬连伙食费都不够，却要求他按时按点守在这里，怎么可能？他就算口头答应得好好的，其实一有机会就去别的地方再兼一份职挣饭吃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
说到干部切身利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俗”了，认为论者境界不高。如果这样想，只能说是清谈误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关乎社会长治久安。各级干部也是常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也需要正常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无视这个问题，以为光靠喊几句响亮的口号就能解决问题，那不过是不食人间烟火者的幻想而已，不值一哂。责权利需要对等。每一份岗位，应该有足够的工作量，同时确保相应的报酬，这才是合理的人事安排。人浮于事、事多钱少、钱多事少之类，皆不足取。
让行使公权力的人做到廉洁，一方面固然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解决干部切身利益问题，让公职人员能够安心工作。权力失控，大面积腐败便是轻而易举的事，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而如果干部合理待遇得不到保障，他们就会心不在焉，不作为或乱作为，让谁都无法正常干事创业，后果同样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