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飞
“正月里来是新年，欢天喜地闹山村。”时空遥隔90年，我不由得再度回望井塘，聆听历史深处的交响，感受那场永不谢幕的山村演出。
井塘，地处于都县黄麟乡，是一个边远的赣南小村落，即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进村的道路依然弯弯绕绕。从赣州中心城区出发，经南韶、厦蓉、宁定等三条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再穿行于453省道，而后是乡道、村道，一路颠簸，车程约一个半小时，方才到达这个叫“井塘”的小山村。
1935年春节期间，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在井塘村隆重举行。90年前发生在中央苏区的那场“告别式”演出，成为中国革命珍贵的历史记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赣南客家小村落，由此载入了革命史册。
故事要从长征说起。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从赣南、闽西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项英、陈毅等受命率领一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等3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长征是异常艰辛的，留守同样艰苦卓绝。由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全部县城、重要圩镇、重要交通要道悉数被国民党军侵占。
1935年1月底，留守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在中央苏区最后一次大兵团作战即赣县牛岭战斗中失败，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今黄麟乡）井塘村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突围事宜。其间，为激发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营造节日喜庆氛围，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由瞿秋白负责，组织中央工农剧社下属的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举行文艺会演。其时正值新春佳节，战火纷飞之余，苏区的文艺工作者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表演形式多样，既有话剧、舞剧等戏剧，也有大鼓词、小提琴独奏、口琴独奏、乐器合奏等节目。新搭的简易戏台下，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中央分局的领导人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也都来了，站在人群中间。
演出的夜晚，虽冷风细雨，但群情激昂、气势如虹。多年后，火星剧团领队石联星仍然按捺不住心底的激动，深情地回忆：“我们用红纸泡成水当胭脂，用木炭当眉笔。那时已是数九寒天了，山风和小雨吹打着我们，但我们心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兴奋得把什么样的冷都忘了。”在中央苏区极端困难、极端严峻的形势下，这场烽火岁月里的演出，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争意志，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且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使敌人未能准确判断留守红军的实力，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讲，90年前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井塘会演，何尝不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空城计”？
井塘会演是中央苏区举办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喜庆而悲壮。会演结束之后，针对危急的局势，留守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急电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九个方向向外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史称“九路突围”。从1935年2月中下旬起，在项英、陈毅的统一指挥下，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各路部队，按照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围。这些部队在敌人众多碉堡封锁和12个师的重兵围堵下，最终仅有四路成功突出重围，其他五路不是被重创后打散，就是被全歼。井塘会演后短短数个月里，瞿秋白、贺昌和何叔衡、毛泽覃、古柏、阮啸仙、刘伯坚、梁柏台、李才莲、钟世斌等一大批留守中央苏区的重要干部先后壮烈牺牲，何其悲壮！冲出敌军重围的同志，成为后来坚持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种子和骨干。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历史铭记这一场伟大的演出，时光定格下这座热闹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