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在苏州与当地朋友小聚，他们听说我住在苏州会议中心，建议我去看看附近的况公祠。
要说江西老乡与苏州的关系，我能立时想起的，也许只有两个人：一是宋代的文天祥，一是明代的况钟。他们都曾经是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而况钟在这里的任职时间久，在这里的影响尤其深远，况公祠便是为他而建。
况钟的工作履历并不复杂。从领导身份来说，他的主政之地也就是苏州。可以说，苏州是他的成名之地，这个地方留有相关的纪念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况公祠就在苏州会议中心旁边，其中一个门甚至连通会议中心，但并不常态开放。它的正门在西美街，一条安静的小巷。从苏州会议中心出去，左转走几分钟就到了。
祠堂不大，布展也不复杂，相信经过了多次整修。作为一个纪念场所，况钟的简历自然是少不了的。虽然对他的主要事迹早有了解，但也不妨借此机会重温一下。
况钟（公元1383年-1443年），江西省靖安县人，与包拯、海瑞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清官。三人当中，况钟的学历是最低的，没有“科班出身”的资格。因家庭贫困，他的学习条件有限。但聪慧的人从不会因为输在起跑线而让自己的人生甘于平庸，学习与环境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不利的家底并没有影响况钟好学的性格。而且，他在书法上颇下了些苦功夫。由于能力出众，况钟二十多岁时，被县里的“父母官”俞益看中，选他做了书吏。
对于去县政府做一名临聘人员，况家的人并不情愿。因为，在明朝，要想有出息，“第一学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混到“第一学历”是进士，便意味着很难有太大的前途。另一位著名清官海瑞，就是因为学习能力不咋地，考到四十出头也考不上进士，而家里又实在拿不出钱让他继续考下去，才无奈以举人身份参加工作。当然，海瑞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在学历不高、脾气不好、后台不硬的情况下，居然干到了正部级，也算是个奇迹了。况钟及其家人当然也知道学历的重要性，但俞益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劝他们调整就业观，要深刻认识到基层临时工也是有发展空间的。缺乏学历未必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努力干，“以工代干”同样能走上高位。俞益还举了历史上一些知名人物的事例来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听县令这么一说，况钟便安心跟他在县政府干了下去。
俞益是个负责任的官员。况钟给他做了九年跟班之后，有机会可以转身份了（就像今天的“五方面人员”考试，通过了的直接从村干部或基层事业编等岗位升任乡镇副科级公务员）。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是俞益的好友，俞益向吕震大力推荐况钟，细细地把他的各项优点罗列出来。吕震虽然在历史上有为人阴险的负面评价，但对况钟还是不错的，经详细了解之后，向当时的皇帝明成祖作了汇报。就这样，况钟青云直上，被任命为正六品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套用现在的级别，那可至少相当于处长加一级调研员），还受到了明成祖的接见。
从“五方面人员”跃升“大正处”职务，况钟的华丽转身，为他主政苏州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况钟在礼部继续兢兢业业工作，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礼部仪制司郎中，正儿八经的司局级领导了。
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年近五旬的况钟空降到苏州任知府。他的人生高光时刻开始了。
苏州历来是富庶之地，但在况钟到任之前，这里也是个政治生态糟糕的地方，吏治腐败，贪官与豪强勾结，百姓赋税繁重，冤案积案成堆，上访户自然也不少，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地。明代在况钟之前的知府，无一人任满而退，好几个还犯了颠覆性错误，被降职、入狱甚至处死，可见这地方有多复杂。把一个从未担任过地方“一把手”的写材料出身的干部放在这样的岗位，够考验人的。
事实证明，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怕换赛道的。况钟一到任，做法就与众不同。他看到手下们都在冷眼旁观领导如何处理公务，便假装是个外行，动不动就“虚心”向手下“请教”，然后按他们的意见把事情给办了。那些小职员们很高兴，以为来了个好欺负的糊涂领导，狐狸尾巴很快就露出来了。结果，几天以后，况钟把这些问题梳理出来，对那些有劣迹的下属严加惩处，甚至还要了几个特别恶劣之人的命。随后，他着手整顿干部作风，核减百姓税粮，平反冤假错案，很快深得民心，赢得了“况青天”的美誉。
况钟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既有工作方法，又有百姓情怀，而且清正廉洁，放在什么时候都符合“好干部”的标准。他的事迹很多，写一本书也不成问题。最给他扬名的当数昆剧《十五贯》，戏剧虽然难免有戏说成分，但况钟的政绩，确实对得起那些赞誉。
因为工作干得好，况钟和苏州结下的缘分太深了，再也无法分离。他在苏州做了三任知府。按说，做完第二任之后，政绩斐然，群众口碑良好，考核之后高升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苏州人民舍不得他离开，生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而去，“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挽留他。此外，还有一万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朝廷让他连任。
很多年前，我听说有的官员离任时被下属拦车要说法，因为收了好处没办事之类的事由。而况钟离任时也被人拦了，但那是群众希望他继续在这里干下去。两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能者多劳”常常成为职场的一个怪圈。很多干部，因为某方面能力突出，反而被贴上标签，认为他只能干这样的工作，别的事是干不了的。以前，很多从事文稿工作的干部就抱怨，因为领导担心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让原有的“笔杆子”终老于这个岗位。其他行业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自己的便利而无视下属的前途，这种领导是极不负责或极其自私的。这也是变相鼓励大家通过“躺平”实现“躺赢”。现在，况钟也面临这种窘状了。还好，当时的皇帝明英宗用一个理想的方案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也就是说，况钟级别待遇上去了，提拔成了省领导，但继续兼任苏州知府。如此，况钟和百姓都没吃亏，可谓皆大欢喜。
我想，况钟对此也是感恩的，对朝廷，也对百姓。知遇之恩，唯有鞠躬尽瘁相报。况钟的工作定然是超常勤奋的，六十岁的他，为苏州工作了十三年，在苏州任上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永恒。他的形象因此定格于史册。苏州百姓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并没有因为斯人已逝，就立马忘却。况钟去世后，苏州百姓痛哭罢市，苏州一府七县都建祠堂纪念他。这是百姓以最高礼遇向一名官员致敬。
相比于明代另一名清官海瑞，况钟或许更受人欢迎，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更人性化，既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海瑞有些做法过头了，完全不合人情，甚至没有受益者，一般人做不到也不愿意做。对百姓（包括下级）来说，领导“接地气”，让更多人受益，让事情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身为领导，不仅要有斗争精神，还要懂得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解决问题。如果只凭勇气“赤膊上阵”，收效未必理想，或者只能成为“理想主义”。
五百多年过去，那些陆续建设的祠堂，只剩下西美街这一座了。祠堂院落不大，干净整洁，小桥、假石、水池等点缀其间，布置倒也雅致。延秋舫、辟疆馆、退思斋、允心亭等建筑紧凑有序，还有一个小戏台，可供参观团队举行相关活动。苏州是著名的园林城市，小小的况公祠也是少不了园林风格。只是，因为经过重修，这里整体上缺乏骨子里透出的那股“古韵”。这大概也是多数仿古建筑的无奈。
从参观的角度来说，况公祠毕竟范围有限，实在看不了多长时间。这种场所，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并不在乎它的规模大小，展出物品多少。就像家族的宗祠，主要是为了一种共同的精神寄托。人们还会记住这种场所，还会到这里来走走，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清官能吏并不会过时，公道正派、务实清廉、心中有民的官员永远受到尊敬，他们的品行还需要大力弘扬。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他们都称得上主流价值观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