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柳
小时候对于新年，我总是既期盼又忐忑。虽然贫寒的家境在喜庆的春节里让人窘迫，但妈妈总是竭尽所能备好年货，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件大事——晒红薯片和做豆腐。
秋收冬藏，地里挖回来的红薯也风干了一段时间，渐渐变甜了。选一个起霜风的闲暇日子，便开始洗红薯。妈妈洗得极为仔细，红薯连皮儿都泛着白，洗完后摞在箩筐里，红白相间，煞是好看。从邻居家借来锉刀，晚上妈妈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忙活起来。我和妹妹围坐在箩筐边，帮妈妈递红薯。妈妈手势极快，只见一块块红薯片从锉刀座下飞快地抛出，划一个弧线落在箩筐里，淡淡的薯香轻轻漾在鼻尖。渐渐地，箩筐里的红薯片堆成了尖，我们也渐渐失了趣味，隐隐有了睡意。而妈妈依然弯着腰，挥着手，连绵的“嚓嚓”声牵引着我们入梦。
第二天，窗外还是浓浓的夜色，爸爸妈妈就已经在厨房里忙起来了。先把水烧开，然后把红薯片倒入锅里，待煮个七八成熟，快速用笤箩捞起，装入篮中，急步送到禾坪上晾晒。禾坪在村头东边小土坡上，农忙时晒谷子，平时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晾晒红薯片的时节，各家都已事先寻好向阳的一块，并清洗干净，只待一早晾上红薯片。在浓郁的红薯香中，我们醒了，急急忙忙起床，胡乱洗漱几下，就跟着爸爸往禾坪上赶。此时，已隐隐有了天光，路旁草丛沾着白霜，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穿过田野，远处有几道忙碌的身影，是正在晾晒红薯片的人家。
爸爸先脱了鞋，走进晾晒处，把热气腾腾的红薯片倒出，教我们一片一片摆齐整。刚倒出来，烫得很，又怕拿坏，手忙脚乱。等薯片不烫了，这时，手指又冻得又僵又痛。爸爸怕我们冻得厉害，往往会带上一个火笼，让我们在等待下一锅的间隙暖暖手。
太阳升起时，晾晒工作已接近尾声了，这时，妈妈总会提着最后一锅薯片，来检查我们的晾晒成果。她极少批评我们，不过会把摆得不够齐整的薯片移好，把堆叠在一起的薯片分开摊平。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则逐块逐块地比着谁家晒得多、摆得齐整，谁家红薯片颜色极好看。说得兴高采烈，我们全然忘了手脚冻得疼痛，脸蛋被寒风吹得开裂，冬日的禾坪上一阵阵欢声笑语。
有太阳有风的天气，三五天就可以把红薯片晾干，收好。待春节前十几天，村里的婆婆婶婶们会找到一口大灶，架起大锅，洗净细沙，烧旺炉火，炒起红薯片来。待沙烧热，撒一把红薯片下去，握锹翻炒，不一会儿，灰扑扑的红薯片随着热气慢慢地变软，卷起来，很快又舒展开来，表皮冒出一个个小泡，颜色也变得红灿灿的，暖暖的空气中逐渐有了甜味。待第一锅起锅时，筛去细沙，大人一声招呼，我们就吃上了，不待将细沙拂净，也不待薯片凉透，咔嚓一声咬下去，酥、脆、香、甜，美妙极了。
随着红薯片的制作落下帷幕，安静了一年的豆腐坊热闹起来。村头樟树下，村民一头挑着木柴，一头挑着泡好的豆子，带上盆桶，来豆腐坊做豆腐。这样辛苦磨出来的豆腐，有的变成了豆腐干，有的用来油炸，有的做成了豆腐乳，不一而足，为春节待客做足了准备。
与师傅约好日子后，爸爸挑着泡好的黄豆和劈好的木柴，也前往豆腐坊。爸爸推磨，师傅放豆子，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白白的豆浆沿着磨台涓涓流下，略带腥味的豆气飘在小小豆腐坊的空间。在吱吱嘎嘎的推磨声中，爸爸与师傅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了庄稼事。而我，则静静地蹲坐在灶膛旁，看熊熊火光把大锅里的水烧得咕噜作响，再时不时往里添上一两块木柴。待水烧开，豆浆也磨好了。师傅把磨出的浆缓缓倒在纱布上，过滤掉豆渣，再把豆浆倒入锅中，煮沸，捞去豆泡，几经沸腾，豆浆才算煮熟了。坊间内外飘起浓浓的豆香，我痴痴地候着，用盆装上几大勺滚烫的豆浆，捧着盆急急往家送。唤醒还在睡的小妹，倒出，撒上些许白糖，一同细细品着这香甜的豆浆。
喝完豆浆，再回豆腐坊，师傅已经点好了卤水，大锅里翻滚冒泡的豆浆已转盛到大桶里，只待它凝固。静置一段时间后，豆浆变为了豆腐脑，就可以出豆腐了。师傅将一板一板的豆腐层层叠放，最后压上一块大石板，豆腐水便会顺着豆腐板的边缘流下来，湿了一地。妈妈一边数着板数，一边盘算着：过年油炸豆腐一板，豆干两板，剩下的都用来做豆腐乳了。师傅则在一旁喜滋滋地说，今天这一锅豆子好，豆浆吃得少，豆腐就出得多。
如今，村头的豆腐坊、禾坪、大灶台等物事已不见踪影，只剩幢幢别墅矗立在村头，一派新颜。但那段最为纯粹的时光，依然存放于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