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振乐
赣州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杰出传播者和忠实践行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家、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主译者郭大力。
“有革命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先进分子先后提出了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但是都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破除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迷雾带来了一缕曙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对于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要启蒙作用。
郭大力，原名郭秀勍，1905年9月出生于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今属赣州经开区）。父亲郭传科为清末秀才，母亲吴南秀为农民。郭大力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慧出众，勤奋好学。7岁时，在父亲任校长的南康县立高等小学就读。其父教育严格，郭大力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9年秋，郭大力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西省立第三中学（今赣州第一中学前身）。1923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
郭大力求学求知的时代，正处于风云激荡的20世纪，是中华大地的觉醒年代。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党领导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传播得越发广泛。大革命时期，厦门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思想和郭沫若、李石岑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1924年9月，为抗议国民党当局，郭大力随厦门大学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300多名师生转移到上海，在新创立的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就读，转攻哲学专业，从理工生转为文科生。
上海大夏大学初创时期，办学条件相当简陋、环境十分艰苦，临时校舍搭建在曹家渡一座小小的棚房内，棚房住着大量底层产业工人。郭大力秉承“自强不息”校训和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一方面刻苦求学，对学习从未松懈；另一方面与工人们朝夕相处，设身处地感受到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其间，郭大力积极参加进步运动，认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开始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逐渐接触并信服马克思主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大力意外在书店购得英文版《资本论》，深为折服，爱不释手。作为进步青年，郭大力深感要为中国革命贡献一分力量，为追求真理，立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宏愿，毅然把翻译马恩著作立为一生志业，决心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
“我意改造社会，应该从经济制度着手”，这是郭大力决定翻译《资本论》的初衷。他后来回忆时说道：“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从事的工作比当县长更有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苦难，爱国思想的熏陶，马列主义的指引，促使青年求学时期的郭大力，面对社会动荡、生活艰辛，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时，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深感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引。
1927年9月，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在省立上海中学教书。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郭大力被迫从上海到杭州大佛寺寄居，一边阅读马克思著作，一边翻译《资本论》第一卷。1928年1月，王亚南也来到杭州大佛寺，与郭大力结识后一见如故，成为知己。为寻求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两位素不相识又志同道合、怀抱救国图存梦想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决意合作翻译鸿篇巨制《资本论》。
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过程充满艰辛和苦难，为避战火，携家眷回到南康老家，在阁楼里煤油灯下潜心翻译，十年间经历了贫困、战乱、迫害和疾病等困难。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38年8月至9月，郭大力、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由党直接领导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刊登评论，盛赞他们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后，郭大力告别出版社，离开上海，取道香港经广州，踏上返回赣南老家的旅程。当返程途经大庾岭时，郭大力遭遇了土匪。郭大力临危不惧，与匪徒斗智斗勇，晓之以民族大义，苦口婆心地劝说匪徒弃暗投明，参加抗战。郭大力最终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说服了匪徒，将他释放，安全回家。事后，郭大力写了一篇文章《在匪窟中》刊载在江西省立赣县中学校刊第189期、190期的专稿栏目上。令郭大力欣慰的是，这支土匪武装不久后被正式收编，派往抗日前线、保家卫国。
抗日战争时期，郭大力先后在江西省立赣县中学、广东文理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任教。他总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把知识、真理、文化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向学生讲述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遭受日军蹂躏的悲惨景象，激发青年学生追求真理和抗日爱国的热情。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郭大力还对翻译出版的《资本论》重新校订，编成详细勘误表，后由出版社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同时，着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恩著作。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郭大力辞职从广东连县再次回到南康老家隐居。在战火侵扰、生活困苦的情境下，郭大力笃定心愿，甘愿清贫，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毅然回绝一切高薪聘请，专心致志地投入翻译事业。其间，赣州政府高官曾多次派人邀请他做经济顾问，并亲自到斜角村拜访，都被郭大力婉言谢绝。郭大力的父亲坚持要他去谋求县长等一官半职，郭大力回答道：“当县长有什么意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比当县长更有意义。”
“真理的土壤很肥沃”
郭大力避居家乡，是为了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完成《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的翻译工作。长期蛰居乡间，生活是贫困的，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来源，郭大力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有限的稿费和郭大力夫人在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菲薄报酬来维持。
为了丰富生活、节省开支，郭大力夫妇在老家荒坡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了时令蔬菜。他们经常到菜园除草施肥浇水，种出来的蔬菜总是比别人家长得茂盛，引得三邻四舍的乡亲们羡慕不已。见此情景，有人开玩笑道：“人家读书当官光宗耀祖，你却在这里挑粪桶。”郭大力听后付之一笑，对他而言，种菜是苦中求乐的一件趣事。
1943年11月，前后历时三年，郭大力终于将100余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出初稿。随后，郭大力又用几年时间对译稿进行了反复的校正修改、润色打磨。1945年春，日军侵占赣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东躲西藏、昼出夜归。为避免译稿在逃难中散落丢失，郭大力每次外出前都将译稿装入层层包裹的油纸袋，深深掩埋在自家的菜园里。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郭大力家菜园里的蔬菜能长得特别好，那是因为“真理的土壤很肥沃”。经过精心保护，浸透郭大力心血汗水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译稿总算安然度过了战乱，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由实践出版社出版。
当时，尽管郭大力已蜚声遐迩，但他仍谦虚谨慎，生活俭朴，和周围群众密切交往，从不摆专家学者的架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地方土豪劣绅企图私自瓜分公家在斜角村仓库的稻谷。郭大力闻讯后，心系百姓、不畏强权、挺身而出，对土豪劣绅们进行坚决斗争，最终把稻谷分给了贫困农户，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铮铮风骨。
郭大力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再加上亲历了近6年的农村生活，对中国农村发展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他不仅专注于翻译研究马恩著作，而且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发展有了深刻认识。透过赣南农村，郭大力发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大不相同，近代中国的农村发展带有封建或半封建制度的特点，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农村生产力的绝对低下是农村生产的根本问题。
在此期间，郭大力撰写文章汇集成册先后出版了《我们的农村生产》《物价论》和《生产建设论》。他提出：“要发展农村，关键还是要从改变生产的条件开始。”这些认知观点是郭大力剖析农村经济，思索中国经济前途的思想结晶，是在翻译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
郭大力从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至1976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翻译出版、献出生命为止，在71年的生命中有48年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教学和宣传工作。他矢志不渝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理论著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