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续资治通鉴》第二卷载：有一名军校诬告郭进有不法行为，宋太祖查明实情后，将该军校交给郭进，让郭进杀他。恰逢北汉军队来犯，郭进对那个人说：“你敢告我，确实有胆量。现在大敌当前，且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杀退敌军，我一定推荐提拔你。”这个军校于是奋勇出战，果然大获全胜。郭进将他的事迹上报到朝廷，请求赏赐官职给他。宋太祖认为，此人诬告忠良，所立的功只能抵罪，不足以提拔。郭进再次请求道：“如果让我因此失信，我以后就没办法用人了。”宋太祖于是答应了此事。
郭进，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名将，在当时颇有政声。《宋史》载：“进有材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寘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进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其御下严毅若此。然能以权道任人。”从史料记载来看，郭进是个对部下管教极严的人，连宋太祖都说出“就算我想放过你，郭进也要杀你”这样的话来。而从本文开头所引事例则可看出，郭进同时是个把信誉看得极重的人——在这方面，也是说一不二、毫不含糊的。
我觉得，但凡看重信誉的人，人品大体上差不到哪里去，其身上总有几分可敬之处。“一诺千金”向来被国人视为美谈。大多数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讲诚信的环境中。信誉是社会这艘大船的压舱石，离开了它，社会之混乱将不堪设想，前行的大船甚至随时被狂风吹翻。当年周幽王不知“信”字重千钧，胆敢烽火戏诸侯，诸侯们因此不再把铁定的规则放在心上，周幽王做梦也想不到他将为此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齐襄公轻易承诺部将换防时间“及瓜而代”却不兑现，最后也酿成了杀身之祸。刘伯温《郁离子》所载的那位济阳不知名的富翁，因为不肯兑现渔翁的救命报酬，导致再次落水时无人肯救而丧生。不管是风云人物还是无名小辈，他们不讲信誉的“小举动”，都将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同时自然也将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古代人口少，无视信誉者总量也多不了，官府失信之事或许有人记着，个人失信之事则很难用文字记载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故事说来说去就那么几桩。再说嘛，古代的文人也是要讲究“正面引导”的，所以传播的重信誉的例子也许会更多些。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关于信誉的问题就空前地多起来了。商家失信于人，比之个人失信于人自然更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面大得多。近些年，因为失信而倒闭的企业屡见不鲜。人们甚至一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那些有“资格”被媒体报道的事件就不说了，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也不难见到践踏信誉的小人物。大一点的遭遇非法融资之类，小一点的则被熟人上演“老虎借猪”什么的。而骗子们的骗术也层出不穷，总是那么容易让人中招入套。长此以往，大家只好层层设防，对谁都不再信任。尤其是借钱借物，更得高度警惕。“人情社会”终将被失信小人导致人情缺失？这个结果，未免有几分滑稽与悲凉。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觉得郭进的行为值得后人点赞。说出去的话就要算数，至少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它落地。这也是一种担当。如果不是特别看重信誉，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个份上的。对多数人来说，面对这种情况，领导都明确表态不同意了，能不追究当事人罪过就不错了（何况这个当事人和自己并无“感情”可言，甚至是对立面），何必再冒着被领导训一顿的风险继续较真？但人家郭进不这样看。他考虑的是长远：如果这件事没落实到位，别人会怎么看他郭某人，以后给部下讲话时有没有权威，部署工作是否推动得了？对于一个带队伍的人来说，这确实不是小事。
承诺要考虑后果。如果想到了后果，一则不会轻易承诺，做不到的事就别瞎忽悠；二则会做到言出必行，想方设法去实现它。不管你是公职人员，还是自由职业者，都应有这份自觉。谁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我们所处的环境，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破坏诚信环境的人，他自己也将受到惩罚，不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相对于私人领域，公权力机关尤其要注重信用，绝不可因为个人失误而损害其公信力。比如，执纪执法部门在处罚人时，说了主动坦白从宽，那就必须从宽，不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说了要从严处理的，则不能事到临头“和稀泥”，整出一本糊涂账。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处理问题，不可自作聪明行欺骗之事。否则，就算一时得逞，必将后患无穷。人是有记性的，虽然人们也常常健忘，但失信的事多了，总是能唤醒大家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