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竞林
甘士价，信丰人，字维藩，号紫亭。稽考史料，他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卒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出生地是龙舌甘家垇，后迁居信丰县城郊水东坊。
甘士价是晚明政绩卓著的重臣，勤勉清廉的高官，也是在信丰广有影响的乡贤，为家乡人民所崇敬。清康乾年间的三本县志，对甘士价都评价很高。甘士价的逸闻，至今仍在信丰城乡广为传播。
自幼好学仕途优
甘士价自幼好学上进，进入私塾读书时，他孜孜不倦、勤奋攻读，为人所称道。旧县志上说他“家贫力学，具文武资，弱冠即通籍政事”（康熙五十八年《信丰县志》）。
明万历元年（1573年），甘士价参加乡试中举，成为举人，万历五年（1577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是年甘32岁，随即被任命为安徽省黟县知县，不久，以廉能调任江苏丹阳知县，数年后，以政绩卓异升任为山东道御史，官居五品。
此后，甘士价奉命巡视山海关、居庸关、紫金关等边关重地。他推行讲武励兵、修筑墩台、补植树林、编发抽垛、招募兵勇、购买战马、贮备粮草、整肃贪腐。后出任湖北按察史。任内，湖北发生大饥荒，甘士价奋力参与赈灾，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两年后，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甘士价调任江苏按察史，任内以不畏豪强，为民除害而名震一时。不久，又掌河南道印，清理积案，整顿司法，受到好评。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甘士价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安徽凤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任两浙（浙东、浙西）巡抚，也就是浙江巡抚。浙江夙称富庶之乡，经济发达，文风鼎盛，出任该地巡抚，是对甘士价的重用。
匡世济民功绩显
在浙江巡抚任内，甘士价的政绩最为突出。甘士价一直以科举仕途为理想追求，希望通过做官来实现匡世济民的理想。甘士价抚浙期间，重视教育，广育人才，大力提倡办学。他说，浙江乃“阳明先生诸君子之乡，风范未远，遗脉可寻，天真问难之语，恍如耳提”。他仿照白鹿书院之制，亲自创办了杭州虎林书院。甘士价当年的浙江巡抚抚院，就坐落在今杭州市太平坊巷中。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甘士价将抚院改建成虎林书院，“以待诸生肄业及四方来学者”，“缄示虎林书院会约，独立白鹿洞规，而自为之阐发厥旨，复推而广之，共为八条。会讲之日，首以谈玄说妙为戒。要在切近精实，上下皆通，壹似有概于予言然者”。
甘士价创办的虎林书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规模宏大。“门以内有明贤堂，进为凝道堂，又进为友仁堂，重门洞天，可坐数百人，以便会讲；堂之左右为门，曰左绳，曰右准，各建三馆，馆各有堂，有室，绕以周垣。”（《钱塘志·虎林书院始末记》）；第二个特点是书院建有藏书楼，贮经、史、语录诸书，可以说开后代学校图书馆之先声。可惜的是，到了明朝末年，屋宇废圮，书院停办。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五月间，浙江省发生了两百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史书称“稽天之浸”。甘士价给皇上的奏疏中是这样描述的：“不意今四五月来，暴雨异常，洪潦滔天，田中无麦无秧，四望皆白；小民无居无食，万井为墟。强者抢夺成风，弱者死亡相枕，饥啼在路，惨目伤心。”（甘士价《请发帑金赈济并宽织造疏》）。
面对如此重大的灾情，作为浙江巡抚的甘士价，举全省之力，抗洪救灾，他采取了五项重大措施赈灾救民。
其一，“请留漕粮数十万石”。甘士价紧急上报朝廷，请求截留正常年份必须上交的漕粮（官粮）数十万石用以救济灾民。其二，“伫发常平武林所存”。开仓放粮，打开常平武林粮仓，发粮给灾民度日。其三，发动乡绅富户“自赈其乡”。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策动官绅豪户就近赈灾。其四，“请发帑金（十万两）赈济”。请求朝廷发放国库资金十万两用以赈灾。其五，“乞缓织造（数年）以舒民困”。当时朝廷规定，江浙一带，每年都要上交相当数量的丝纱绸缎，以供皇家使用，称为织造，这笔沉重的负担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税赋，但最终都落在老百姓身上。面对大灾大难，甘士价上疏，请求缓征织造税赋两到三年。这一举措直接触犯到皇亲国戚的切身利益，显然要冒极大风险，但也可见灾情之严重。甘士价为民请命，冒死上疏，救灾民于水火，这种胆识和气魄为史家和百姓所称道。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天下臣民幸甚，臣虽碎首玉阶，万死有余荣矣。”
几个月来的抗洪救灾，操劳奔波，“巡行郡县而形神劳悴”，甘士价最终一病不起。这年十月，甘士价升任京城大理卿，但此时的甘士价已身患重疾，沉疴在床，无法赴任了。不久，因治疗无效，甘士价病故于浙江杭州任上。一生勤勉、清廉的甘士价，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浙江通志》对甘士价的评价极高，说他积劳成疾，鞠躬尽瘁。甘士价去世时，“筐箧无存，敛以浣衣”，也就是说，甘的柳条行李箱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少量换洗的衣物。面对这样的好官，百姓更是悲痛：“士民号恸之声，连街达陌”，“老稚奔走悲号，若丧考妣”（《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甘士价去世后，他的继任沈学思根据浙江吏民官绅的要求，并经朝廷批准，在杭州府芝松里建立甘公寺，以纪念他的功绩，岁时祭祀，供人瞻仰。经查，甘公寺现已损毁。
廉吏虽逝风范存
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甘士价葬于信丰县城水东九子岭（狗崽岭）。甘士价去世后七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神宗朱翊钧没有忘记甘士价这位忠廉之臣，特派江西布政司赣南岭北道叶其蕃到信丰祭祀，并御赐祭文一篇。由于岁月久远，风雨冲毁，甘士价墓地早已圮废。仅存石人、石马、石牛、石柱等，有的仍然直立，有的则躺倒在地，这些石雕也在以后的岁月中荡然无存。
从七品知县到封疆大吏，甘士价入仕逾三十年，根据回避制度，甘都在外地任职，在家乡信丰的活动不多。有历史记载的主要有：
济贫建义塚。《赣州府志》卷十六称：“（甘）立求仁仓，岁贮谷数百石，用济宗族朋侪之匮乏及死无所归者。修嘉定桥以便往来，开义塚以掩胔骼，刻居家四誓以示清白。所谓以圣贤之操持，撝豪杰之作用，其然乎。”
倡修嘉定桥。乾隆版《信丰县志》“嘉定桥”条目中提到：“明弘治令倪俊因故址作浮梁其上，万历庚寅甘中丞士价倡议鼎建石桥，未已圮，仍改浮桥。”甘倡议置田租五百石作护桥之用。这是甘士价协助地方建嘉定桥的记载。
时间如奔腾不息的桃江，一去不返，一代廉吏甘士价辞世已400余年，然风范仍存，传颂至今。
甘士价是明末一位正直、睿智的政府官员，忠君爱国恤民，是他最高政治准则，也实践得堪称完美。他来自草根，善于体察民情，深知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无论主政地方，还是在朝廷任职，既有政绩，也有廉名。他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政见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他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的负担，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浙江通志》说他清除宿弊，兴利为民，“功在三吴”，并不过分。
然而，甘士价与历史上许多封建官吏一样，尽管忧国忧民，也只能以一己之能，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难以挽大厦之将倾。史学家尝言“明实亡于万历”，这时的明王朝已走到末途，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甘士价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