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军
对雪的期待，是南方人心底一直蛰伏的梦。不是吗？赣州一场雪落下来，朋友圈立马欢呼雀跃。身在广州的我，无法亲历这场雪，只能以缓慢的翻页，计算回家的时间。
小时候，母亲告诉我，不落雪不过年。长大后，我与母亲天各一方，聚少离多。盼雪，盼年的事，久远得好像从未有过。
瑞雪兆丰年是农耕时代的谚语，然而，前些日的这场雪，于我家而言，像是灾难。
八十有三的母亲，枯瘦得像冬日的草垛，心热身寒，怕风又怕雨。癸卯大寒，地面积水成冰。母亲担心园子里的菜冻坏，拿着锄头去扒冰。她轻飘飘的身子，顶着寒风，脚下一滑，摔倒了。爬起来，没知觉已伤重，继续干活。回到家里，感觉胸部疼痛，手不能举。上医院检查，方知胸肋骨折。我知道这件事时，家里下起了二十年一遇的大雪。母亲躺在床上，接听我的电话。我责怪她不该去地里干活，我说，闲着没事，宁可在家睡觉。她说，睡多了，一身硬邦邦的，难受。说完，长叹一气，“年关了，事头就是多。”
顿时，我无语凝噎。母亲接着说，家里落大雪，你那里落雪么？我说，没有。她说，不落也冷，年关当前，凡事要小心，最最主要的是穿好棉衣，防寒保暖，身体要紧。母亲这一说，好像有事的不是她，而是我。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是有深切体会的。我十八岁出远门，父亲在矿山工作极少回家。那时通讯不方便，我写信到家里，一个来回至少要半个月。母亲不识字，信都是我堂叔转告并代为回复的。堂叔回信，总是以自己的身份来说事，“你娘身体很好。”“你娘说，粮食大丰收，家里两头猪养得肥肥壮壮。”“你娘问，你回家的车票买到了吗？”……
曾经，车票对游子来说，是过年的“大关”。买到票的，乐呵呵，哪怕是高价从“黄牛”手上搞的。为了省几个钱，年前十天，我几乎日日请假，去车站或售票点排队。有时，轮到我，售票员“啪啦、啪啦”几下，然后丢出一句：“没票！下一个。”弄得我一脸沮丧。记得有一回，眼看就要过年，我还没通过“票关”，意味着我将被“关”在年外。眼巴巴看着同事回家，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孤零零的。无奈之际，我决定铤而走险，不顾一切，一路“闯关”。进入火车站，侥幸通过检票口。最后一关，当“一对一”站在乘务员面前，我哭丧着脸，哀求她让我上车补票。她瞟我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都这时候了，赶紧吧。” 14个小时的站立，回到家里，两腿浮肿。母亲发现后，第一反应居然是我在外头伙食太差，营养不良。
客家人有句俗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母亲认为，过年就是集中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大鱼大肉不可少。有一年，母亲说，如今我们家虽然不算富裕，过个好年，还是不难的。想想也是，大集体时期，每到年关，母亲必求告生产队长，开开恩，尽早放粮。晚饭后，我们围坐在灶前烤火，瓦面上忽然“唦啦、唦啦”响个不停。母亲说，你们听听，什么声音？是不是老鼠翻屋瓦？我抢答，下雪！话音刚落，兄妹五个飞奔出门，伸手去接米粒般的雪花。雪花落在手心，一蹦一跳，冰凉冰凉。妹妹仰头吃下一捧“米粒”，然后嘟囔：“坏了，我的肠子好冷！”她的举动，直接把我们笑翻。而今想来，真真是孩童不知年关难。
我为人父母时，母亲经历的那种年关，早已成为历史。再后来，买票的难关，也不复存在。可我却越来越不喜欢过年。
吃得太好，胖得太快。是中年的我不喜欢过年的最大理由。不搞一桌像样的菜，那还叫过年吗？不走亲访友，喝个一醉方休，那还叫过年吗？不放个烟花爆竹，闹个通宵不眠，那还叫过年吗？其次，所有的成功，似乎都要在年上集中展现，于我而言，是一道心理上的难关。
兔瑞绵绵，龙行龘龘。昨夜梦里，我仿佛听到母亲的低语：“摔这一跤，不能给你做年夜饭了，你也要回来啊！”是的，我要回来，我对自己说。
癸卯岁末的这场大雪，落在母亲心里，也落在我复活的记忆里。